旧京记忆中的“洋车”

    洋车作为老北京的一个符号，存世很久，正如台湾作家小民在《故都乡情》中称，“谈故都风物，少不了要提到北平的洋车”，因为“洋车和拉洋车的车夫，最能表现文化古都醇厚的人情味”。

    洋车，又有胶皮、黄包车等俗称，来自于日本。日本在近代被国人视为东洋，故而又称东洋车。洋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按《老北京的出行》一书记载，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由日本商人进献给慈禧皇太后。

    老北京拉洋车的车夫不少，因为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仅腿脚利索一项，能跑起来就行，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十岁不等。老北京有多少洋车夫，素来没有完整、全面的统计，1921年美国人西德尼·甘博在其出版的《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曾有些记录，这是1920年前后的数字。他估计城里有两万五到三万人左右。实际上更多些，有人估计当时北平至少有5万车夫。据《老北京的出行》说：“根据1934年市政当局的统计，当时全市共有人力车（洋车）54397辆。”如果一辆车一个车夫，在1934年时已超过5万，况且有的车一天有两个车夫租用（类似于出租车的“双班”），这样拉洋车的人更多了。《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则记载：“北京之有人力车，自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前始，近十年来逐渐增多，迄今已二十余万。”足见本地洋车夫之多。

    北平的洋车夫以本地人为主，因为这个行业相对自由，想干想歇自己做主，本地人熟悉地理又知道一些真真假假的历史典故，可以向坐车的外地人炫耀。所以拉洋车是一些没有本钱又不想卖大力气的北平人首选。

    对北平洋车夫最了解的莫过于老舍先生。他所塑造的祥子，成为北平洋车夫的代表符号。在小说《骆驼祥子》中，将洋车行业及洋车夫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露。

    洋车夫是良莠不齐的一个群体，他们之中有些人一辈子目不识丁，但其中也有弃职的中小学的老师，有时会买张晚报看。在洋车最盛行的年代，因坐吃山空而破产的前清王爷也有去拉洋车的。克勤郡王曾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一辈一辈都是世袭罔替的郡王，但到了十七代克勤郡王晏森时，铁杆庄稼没了，俸米没了，内务府也不发银子了。他们一家只能变卖家产、王府乃至祖坟混日子。连粥都喝不饱后，晏森只好赁辆洋车拉。不过因为其特殊身份，而那时节坐王爷拉的车又是件趣事，他的生意是不错的。但他没有因拉车而“东山再起”，终究还是贫困交加而死。因为晏森拉洋车，他家克勤郡王封号被戏称为“车王”了。

    车夫的车除少数是自备的，大多是从车厂子按日赁的，每天交一定的“车份儿”。开车行的人凭借手中几辆车，以租赁收取“车份儿”为生，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就像《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一样。据《老北京的出行》介绍，北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有大的车厂子近千家，其中最大的车厂子是朝阳门内南小街的宝兴车厂，拥有人力车400多辆。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文门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也都拥有一二百辆车”。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列举了43家洋车厂，并标有地址、电话等。其中有车厂子的名字很有趣，如东四牌楼南大街的一家车厂子叫“爱群合”；朝阳门大街的一家叫“远轮行”。阜成门大街的“吉田行”，可能是日本人或与日本有关的人开的。

    洋车在中国盛行不过三十余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洋车换成了三轮车，拉洋车的都去蹬三轮了，洋车厂只能改换门庭，经营三轮车或汽车租赁业务，洋车厂子基本上无迹可寻了。

    （《北京晚报》11.17 张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