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赛跑的16年

    四月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封锁后，“城堡”来了第一位“客人”，陆风招呼对方坐下，开始了检测前的准备。他戴上手套，用一次性采血针将采集的血样滴入试剂板。

    陆风是艾滋病防治与患者关怀的公益组织“城堡公益”的负责人。在等待结果的15分钟里，陆风详细了解求询者的既往性史和健康状况。“本次结果提示当前你是健康的，使用安全套是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   

    在泉州，“城堡公益”有三个检测点，提供一对一的匿名检测。一旦被快检出阳性，陆风会带对方前往疾控中心再次采样，进行确证实验。这也是疾病控制的第一步，需要陆风这样的“病毒猎人”找到潜在感染者。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她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首次接触，是跟随老师前往贵阳市戒毒所告知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戒毒所和几个大医院提供的检测非常有局限，很多感染者都是等到身体出现症状、在小医院里诊断不了，来大医院就诊时才发现已经感染。

    500万人口的贵阳市，当时只有两个监测哨点，袁飞的同事周健回忆，“因为人口流动大，我们在哨点监测发现初筛阳性，想回去找当事人，发现人不见了。”

    即便有人主动寻求检测，也会在费用面前退却。在技术最匮乏的时代，想要在贵州做一个艾滋病确证实验，需要把血样寄到北京，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月。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SARS，全社会达成共识：传染病不仅仅是个人健康问题，还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SARS疫情控制后，政府开始重视艾滋病问题。    

    贵阳市疾控中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确证实验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为了摸清当时贵阳市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疫情，袁飞、周健与同事们背着采样工具前往几个连片的建筑工地对工人采样。工人们不理解，袁飞就向大家宣传，“疾控中心给大家做免费的体检。”工人们排着队就过来了，一次采样收集到的血样少则几十份，多则上百份。两年不到，贵阳市疾控中心就摸清了当地流动人口中艾滋病的流行情况。

    2004年，全国建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2081个，到2011年，这类门诊达到8766个，全国所有区县一级行政都至少有一个检测门诊，仅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就已完成免费艾滋病检测174.8万人次。

    2011年，由中疾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为78万，远远低于2002年报告中一千万的预测。

    搜索国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国内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之一。

    1995年，33岁的孟林被确诊为艾滋病后，从家里搬了出去。多方奔走后，他终于住进了以治疗传染病见长的北京佑安医院太平间旁的一间小屋，开始了向死而生的行军。

    1996年下半年，华裔医学博士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开始在美国推广并用于艾滋病治疗。鸡尾酒疗法就是通过数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共同作用，以此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从而控制病情，提升患者的免疫力。

    知道消息以后，佑安医院医生徐莲芝通过各种关系为孟林联系到购买抗病毒药物的渠道，“鸡尾酒”疗法让孟林身体好转，但跨国买药的花销让他不得不卖掉北京的房子。

    2004年，我国正式施行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针对农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当时，国际上能够提供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中国主要依靠5种国产仿制药和进口的拉米夫定、依非韦伦组成一线治疗方案。虽然当时药物种类不多，但正规治疗让HIV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艾滋病免费用药政策施行16年来，现实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患者经济状况的改善，加之新药不断涌现，免费用药目录中的药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求。日益频繁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耐药性，也让不少感染者呼吁对艾滋病免费用药目录作出调整。

    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取消艾滋病免费药物，全面实行医保化”的声音一直存在。目前，国内选择的是“两条腿走路”——免费用药与医保报销相结合，除了“保基础”的免费药物，将部分艾滋病用药纳入医保也是方向之一，一方面提高了药物的可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制药企业。

    从2004年开始，中央开始对标准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他们投入生产活动，这被称为“关怀政策”。此后数年，生活救济发放的适用人群从艾滋病感染者逐渐扩大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既包括无人照料的老人，也包括未满18岁（或已满18岁但仍在高校就读）的人群。    

    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受影响家庭的关怀，使他们得以迅速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检测、治疗、关怀，艾滋病终于从致命绝症变成了慢性病。

    （《南方周末》12.3 王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