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无人不谈钱锺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锺书。当下而言，称钱锺书是大学者和文学家，社会上当无异议。但若说到钱锺书是不是思想家，则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在其毕生学术集大成的《管锥编》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写得极为隐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叶，随意抛洒一地。

    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作解读剖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中义研读钱锺书著作35年，夏中义认为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天书奇谈

    记  者：世人都说《管锥编》了不起，但极少有人说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义：《管锥编》出版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些从纯学术角度切入研究的专业论著，但这么多年来，真正从思想上做出解读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钱锺书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动笔写钱锺书，至今也不敢说真正读懂了钱锺书。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伟大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大判断，或者说两个大系统。其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在这方面，钱锺书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国诗学研究，所有材料都来自中国古典的诗歌创作和诗话、诗论、诗学，独立完成了文学为何是文学、诗为何是诗的全新国粹版理论系统。虽然不用一点国外的理论，但同时具有人类共通的情怀。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后学去进一步转换，要把它弄得大家读得懂，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记  者：《管锥编》的第二个大系统，是否已经超越了文艺理论层面？

    夏中义：《管锥编》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严地言说的伦理学系统。

    这部著作写于“文革”特殊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陈寅恪那样刚直壮烈，但这是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另一种是投靠“四人帮”，这是一种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学者看来，前一种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后一种活法太掉价，不仅当时，以后也会被人不齿。

    而此时，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提出了第三种活法。他不像陈寅恪那样崇高，因为崇高太悲壮了。如果说陈寅恪是清白，钱锺书就是清高，既有尊严，又不无安全。这套钱锺书构建的伦理学，就是隐藏在《管锥编》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我们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认它。

    散钱失串

    记  者：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质疑者。比如李泽厚先生多次表达“钱锺书可惜了”，说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对此说，你怎么看？

    夏中义：李泽厚并不否认钱锺书博学，但他觉得钱锺书是仅仅博学而已。他认为钱锺书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实际上就是觉得钱锺书没有思想系统。

    但我要说的是，李泽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气去读钱锺书。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不愿意写50年前可以写的书，也不愿意写50年后可以写的书，我只写当今时代需要我写的书。而钱锺书的著作，如果不发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么可能读出他文字背后蕴藏的深刻思想？

    记  者：与李泽厚一直说“钱锺书可惜了”不同，余英时先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从一开始的由衷钦佩，到后来也觉得钱锺书在思想层面贡献不大。

    夏中义：说到海外学界对《管锥编》的熟识度，恐怕谁也比不上余英时。在1978年，他就跟钱锺书相见恨晚，钱先生也多次将《管锥编》等著作亲笔题签后，邮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时报之以七绝《读〈管锥编〉》回赠。用他的话说，“《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不可谓不深挚。

    1998年，钱锺书离世后，余英时应邀执笔追思，他说自己是文学门外汉，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他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所涌现的一个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读得最多、最丰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却客串到文学和当代思想领域来评议钱锺书，聚焦的是“小结裹”和“大判断”这对关键词。

    记  者：他认为钱锺书只有“小结裹”，缺少“大判断”吗？

    夏中义：“小结裹”和“大判断”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用过的一对术语，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在钱锺书看来，“小结裹”与“大判断”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余英时评议钱锺书，主要有两大要点。首先是数落《管锥编》多“注重小的结裹，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说钱锺书像“晚清遗老”那样，一味注重训诂及典故出处，《管锥编》“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人家，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他说钱锺书“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但这样的东西不多，宛如散钱失串，虽然每枚散钱有其面值，但总体价值不大。

    然后，他力图解析《管锥编》为何鲜见“大判断”。他假设了三条缘由，一是追溯到钱锺书的治学源头，说他“20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其结果是一叶障目；二是这个考证学派渊源，让钱锺书成了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样样都知道的狐狸，却成不了一定要制造大东西的刺猬”；三是认为《管锥编》鲜见“大判断”，可能受制于钱锺书的学术方法旨在“打通”中外，因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很少讲相异之处，而相异之处就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钱锺书不侧重中西相异，也就在逻辑上“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

    记  者：余英时说《管锥编》像散钱失串，跟李泽厚的说法很相似，是不是很多人读《管锥编》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夏中义：首先要承认一点，《管锥编》确实比较零碎，书中都是随意的读书心得，就像秋野上洒满的落叶，没有实现集成，或者说没有系统。但如果就此说他没有“大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就像孔子、庄子的东西也没有系统，能说他们没有“大判断”吗？而很多高头讲章，虽然表述上形成了系统，但全是废话。

    我认为，余英时读《管锥编》时是有纠结的，关键在于“嗅觉”和“视觉”的不统一。他作为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鼻子应该能嗅出《管锥编》中有非凡的“大判断”，但眼睛却始终没能从中找到直接印证。而且，他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日子很好过，很难真正解读钱锺书写作此书时的心态。后人不能因为对学院派写作所养成的阅读惯性，而轻易断言这部书缺乏“大判断”。

    秋野落叶

    记  者：你刚才说过，《管锥编》至少有两个“大判断”，分别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和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言说的伦理学。特别是对第二个“大判断”，是通过怎样的爬梳来证明确实存在的？

    夏中义：《管锥编》中关于伦理学的“暗思想”就像秘籍，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十个环节。在这个“伦理学链”上，其逻辑构成分三段：从“为何说”到“怎么说”，再到“说何果”，每段又由相关环节依次衔接而成，都散落在全书中。

    第一阶段“为何说”含四环，分别是“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和“发愤著书”。就是说，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内心干净的君子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当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

    第二阶段“怎么说”含三环，分别是“屈以求伸”“不言之言”“鳖咳”。其意思是，君子在言说的时候要隐藏自己的真意，用一些别人读不懂的语言来讲述，比如古汉语加上外文，来发出甲鱼咳嗽般几乎不可闻的语声。

    第三阶段“说何果”含三环，分别是“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声”。大意是，等到雨过天晴，大家能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希望别怪我写得这么难懂，你们要理解我写作此书时的狼狈处境，越好的声音越是悠远潜低。

    说来很有意思，钱锺书在1975年完成《管锥编》后，第二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可谓天地倒转，1978年他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79年《管锥编》也出版了。“待熟”这个词，在《管锥编》里出现了四五次，足以说明他写作时等待黎明的心情。

    记  者：这十个环节的落叶，在全书中是有序还是无序分布的？

    夏中义：钱锺书写作《管锥编》时，怎么写取决于当时心绪和瞬间灵感，弹性很大。从每一章节的微观语境来看，全书行文并不失序，但从章节与章节的目次或含义衔接来看，不见得有整体流程感。我读此书30多年，深感能读到这样的书当属人生快乐，近乎销魂。

    这十片落叶的顺序脉络，并不是明确有序排列的，而是我长年趴在隐奥的字里行间点滴搜集，再去探测环节与环节之间可能生发的逻辑感应，才归整为一。这只需要核查各环节的页码出处，便一目了然，比如“贵身尚誉”在第二册第515—519页之间，“不安于陋”在第二册第465页，“发愤著书”又移至第三册第937页，“屈以求伸”返回第一册第50页，“不怪所怪”则落到第四册第1238页……

    记  者：也就是说，如果换成另外一位学者，他有可能在全书中找到另外的落叶，排列成全新的逻辑系统？

    夏中义：《管锥编》中所蕴含的“暗思想”，其实是炼成“思想”的珍贵原料，得靠专业读者与著者共建一条“生产流水线”才可能被解读。钱锺书在书中埋下了太多不确定的“陷阱”，每个专业读者对这些原料作何筛选、提炼，排列组合成什么产品，那就见仁见智、难拘一格了。

    《管锥编》已经问世41年，其中真正蕴含的思想，不仅需要专业读者潜心甄别打捞，还需要学界的共同认可，这是一项不无风险的“思想实验”。这么多年来，专门做思想史的学者对此都望而却步，某些其他学界的人士偶尔出来评点几句，那就更说不到点子上了。

    记  者：是否正因如此，让钱锺书的思想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夏中义：1943年，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专门论述陶渊明的文章。他认为陶渊明不仅是大诗人，更是大思想家，因为他在魏晋时期流行的建功立业、求仙延寿和及时行乐之外，提供了第四种生命样式，就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如果以陈寅恪的方式来评价钱锺书，他当然是思想家，而且是大思想家，因为他不仅自己活出了清高，而且形成了思想系统，能给后人提供重要启示。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应该被追认为思想家。

    不灭不朽

    记  者：钱锺书会不会担心，后世只知道他的文学与学术造诣，而他的思想则真的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夏中义：他22岁时，写过一篇《鬼话连篇》，就提出了“不灭”与“不朽”的命题。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对自我的幻想。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赶紧声明，我既无不朽的奢望，也无不灭的信仰，我只是要借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两个概念说清楚。”在他的晚年，他确实在思考从“不灭”到“不朽”的可能性。他的著作能留存下去，这是物质上的“不灭”；他的思想能进入后人的心灵，这才是精神上的“不朽”。

    当年，钱锺书对与他交往的后辈学者，应该说是有期待的。比如，他跟一位海外学者曾通过70多封信，不无希望这位学者把他的“不灭”变为“不朽”。但可惜的是，那位学者并无真正令人惊艳的研究成果。

    记  者：钱锺书的著作中是否存在思想系统，已经成为他能否被学界公认为思想家的关键？

    夏中义：学界有人把陈寅恪和钱锺书并提，前者是在1980年《柳如是别传》出版的16年后，被学界公认为思想家的。《柳如是别传》虽然也用文言文写作，但陈寅恪在表述上是成系统的，而《管锥编》则故意散落一地，研判难度极大。

    不得不说，两家表述思想的语式不一，直接影响被学界公认的机遇概率和时间速率。因为说到底，任何“思想”被“思想史”认证的过程，其实就是此“思想”所蕴含的公共性被诉诸公众的过程。

    钱锺书也有点像南宋辛弃疾词中所言：“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至今，在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上，依然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解放日报》12.1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