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虫文化”找回来

    一只蛐蛐，贵不过一两百元，便宜的十块八块，勾勒出的是曾经的记忆。也给“50后”“60后”北京人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9月，55岁的北京“顽主”周燕京代表北方联队，赴杭州参加了首届“蟋奥会”，登上了热搜，也揭开了这种古老游戏的面纱。

    说起自己和蛐蛐的缘分，周燕京说一切都是从穷玩开始的。

    “‘80后’能拍洋画，‘90后’有游戏机，我们那会儿除了推铁环就是抽嘎嘎，时间长了没劲。”周燕京说，像他这样淘气、多动的“60”后男孩会钻农田、蹲河沟、甚至找废弃的坟圈子溜达溜达，目的就是能在荒草和碎砖缝间觅得一只蛐蛐。“那会儿不像现在，可以去产地买，那会儿都是自己逮，技巧需要一点点摸索，乐在其中。”

    几十年来，周燕京和发小、伙伴们的蛐蛐梦慢慢孕育、成长，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年过半百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小的爱好似乎要和时代“脱节”了。街面上支起一张桌子便斗蛐蛐的局面不见了。周燕京和老伙伴们想找一处可供斗虫活动的场地，愣是两三年没有下文。

    2017年，随着西城区白塔寺街区更新，白塔寺会客厅正式亮相。与会客厅一墙之隔的队员齐连发敏锐地捕捉到契机，与负责人刘伟一拍即合，为老哥们寻了一处“斗虫场”。

    所谓的“斗虫场”摆在街面上，一张长桌，几把大遮阳伞，再添上若干藤椅就齐了。每次活动前，都是由周燕京在团队群中联络，组织。除了雷打不动的核心成员外，还有从密云、昌平等地远道而来的队员，每次活动的两个多小时里，都会有十五六组蛐蛐捉对厮杀。几年的比赛促使他和队友们保持学习的心态，查阅了大量自唐宋以来有关蟋蟀和虫文化的书籍、文献。同时，为了收到好虫，每年阴历八月八号一过，队员们就前往京郊农田、山区和盛产蛐蛐的山东各地寻虫。

    “我们这个年龄，谁没有三高，平时都靠降压药，可一到玩虫的季节，自己就降下来了。”周燕京说，他曾经为了一只蛐蛐围着一块农田走了一万余步。为了能够在寻虫的过程中储备好体能，队员们基本从每年夏天开始进行跑步、健身训练，大大提升了身体机能。

    随着年头的积累和钻研的深入，周燕京和老伙伴们转而研究起了小小蛐蛐背后的文化内核。“光会玩不行，得想着怎么把‘虫文化’讲给年轻人，传给下一代。”周燕京说，“毕竟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可是‘虫文化’应该继续焕发活力，而不是直接进入博物馆。”

    （《瞭望东方周刊》2020年第24期 张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