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遭遇“代际危机”的原因

    随着“千禧一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进入21世纪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和“Z世代”（泛指95后）不断强化数量优势，并且变成各国人口、劳动力和选民群体的主要梯队，他们也成为西式民主国家经济不景气、政治极化和社会权力“内卷化”等不良后果的主要承压者。

    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引发的心理压力和就业黑洞，都对即将或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群体带来格外沉重的打击，而一些民主国家政府防疫抗疫反应迟滞、相互推诿的姿态，也进一步透支了年轻世代对本国制度和福利的信心，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边质疑“民主红利”是否真实存在，一边被政治素人、新兴政党以及一些非主流政治运动或主张吸引。

    换言之，“民主退潮”与“青年震荡”同频共振，这意味着全球大多数民主国家至少在制度层面不得不应对一场史无前例的“代际危机”。

    那么，西方民主遭遇代际危机原因何在？抛开相关各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不谈，如下几个因素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年轻世代反感民主的“催化剂”。

    首先，所谓的民主红利“口惠而实不至”，社会安全网也遭到有意无意的弱化。无论“千禧一代”还是“Z世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冷战时期严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缺乏概念，恰恰相反，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中一路成长起来。其结果是，他们中不少人很难把民主看作引以为傲的价值高地或“良治”的代名词。另外，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贫富悬殊一直是西方民主政体的弊病。加之阶层固化严重，个人际遇越来越不取决于天资和后天努力，而是很大程度受到家庭出身限制，这使不少年轻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尝试受挫，对民主的失望不言而喻。

    其次，脱离草根的民主与“功利民主”作祟。全球年轻世代的民主满意度之所以下降，一则在于“民主失焦”，意即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直观感受到民主暗含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吸纳人民参与决策”等精髓要义。二则更令年轻人失望的是，民主在政客角力中加速“功利化”。一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对真正事关民生的发展议题采取权宜策略，对彰显年轻人全球意识的气候变暖、环境保护、难民安置等问题缺乏关注，但却就竞选环节大肆注资、百般投入甚至权力滥用，把输出民意的过程彻底打造成了一场金钱与政治相互勾结的闹剧。

    再者，数字化重置了民主门槛，也加速了政治愤怒的廉价复制。

    （原题：《西方民主遭遇严重“代际危机”》）

    （环球网 王聪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