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的传呼电话

    10月13日10时，89岁的吕树生家里电话铃响了。得知是记者询问“传呼电话”时，曾经的传呼员吕树生沉默了。    

    吕树生夫妻俩先后守在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这个为便利动迁居民而设的电话亭，营业了24年，如今已关闭。他家门口贴着自家座机电话，用作门铃，也作为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1952年，上海有了第一部传呼电话。此后，上海大大小小弄堂口的小亭子里，几部公用电话、三两位值守在其中的传呼员，成为上海的一道风景线。随着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紧接着手机高度普及。时至今日，传呼电话不多了，传呼员也不多了。

    吕树生清楚地记得，2019年8月31日，那个自己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的下午。

    那天早上7时，吕树生一如既往按时醒来。8时不到，他就到小区门口的电话亭里，打开绿色木窗，将一部橙色的传呼电话放在窗外的搁板上，开始新一天的值守。    

    14时许，一辆载着水泥、砖块和铁锹的工程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几名工人告诉吕树生，电话亭要封了。吕树生收拾电话亭内的私物，剩下一部橙色的公用电话和一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没拿。接着，电话亭的门和窗被砖块水泥堵了起来。

    第二天，9月1日，吕树生依旧在7时醒来，早起的习惯一时半会儿难改。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在这个点醒来。

    今年8月，吕树生在福州路上偶遇一处传呼电话，“门牌号记不清了，就在老半斋贴隔壁，一位女同志守着”。吕树生提到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时，很激动。这部电话在许多年轻人眼中是稀奇，在他眼里却是怀念。他赶紧上前向电话亭里的传呼员询问，还有没有人打？打的人多不多？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每天还有几人来打电话，但不多了。    

    这个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亭位于福州路614弄，电话亭值守人名叫沈玉琇。78岁的她对吕树生没什么印象了，自己每天都会碰到不少像吕树生一样上前来了解传呼电话的人。

    沈玉琇有退休工资，日常三餐有着落，自己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一家人生活无忧。“坚持运营电话亭是与丈夫的一个约定。”沈玉琇说。1996年，她丈夫去世前特地叮嘱，自己身后，电话亭务必不能关。“我可以做到做不动为止。”沈玉琇说。

    8时，沈玉琇就下楼到小区门口的亭子里，用酒精沾湿布头，把放在铁皮箱子上的3部电话消毒一遍，接着把电话放到窗台搁板上，开始营业。不久之后，就有一个因手机遗失而要打电话的顾客使用电话。这个橙色智能电话是通过按键拨号的，有一前一后两块液晶显示屏，能分别向值守人和电话使用者显示时间、来电去电号码以及通话时长等，用毕还能直接语音播报出需要支付的价格。福州路上，大到书城、文化商厦，小到糖炒栗子铺、炸串店，都亮出收款码，唯独这个小电话亭子只收现金。

    “这3部电话，月收入大概20多元。”沈玉琇说。“这点钞票还买不起一包药。”边上的保安咧嘴笑着说。现在，这个电话亭已被改造为治安亭，沈玉琇与小区保安合用，配齐了冰箱、空调和微波炉，也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休息就餐的角落。

    1993年，沈玉琇被当时的居委会选中，成为了这个“原拆原迁”小区的传呼电话值守人。曾是附近制衣厂的女工，也在居委会当过干部。为什么能被选中？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性格外向，易与人沟通，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做事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从事传呼电话值守人的工作，难免成为附近一带的八卦中心，而沈玉琇不做“传话筒”。

    当时传呼电话亭是一间木结构的小亭子，有两位传呼员，沈玉琇负责管理。当时，值守人工作分早中班，早班从6时到14时，中班是14时到22时。1995年，电话亭有了一张“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项目就是“传呼”，共5部电话。“这几个电话，现在都能拨通的，电话号码是……”沈玉琇倒背如流，“传呼电话属新兴事业，是当时政府大力推动建设的。”那时候新建的小区楼房有10层楼，配备了电梯，所以传呼起来不是用电喇叭叫，而是直接上楼敲门。或许是沾了地理位置的光，这个电话亭经常有人来拨打电话。2005年1月上半月，电话亭的收入高达1042.6元。    

    沈玉琇守着的3部电话机，一部能够正常使用，一部已经坏了，还有一部接触不良。沈玉琇想修好它们，但当修理员上门时，也犯难了，“实在是找不到配件，如果能找到就给您送来”。沈玉琇在手机里存下修理员的电话，时不时催促他。为了修这台电话，她还拨打过市民服务热线，但到现在电话也没修好。

    （《解放日报》11.2 郑子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