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础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这是对中国过去参与全球分工方式的一个重大修正，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转换。“十四五”规划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体现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它对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扩大内需和收入分配改革会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基点，但是这些年我们扩大内需的成效并不是非常显著。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提出要让中国的内需名列世界前茅，现在中国内需总量大约是100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虽然人均水平还有待提升，但是总规模已经不小。

    不过，我们的内需当中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消费性的最终需求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数，特别是低于发达国家很多，后者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一般要占到60%-70%，甚至80%左右，而中国的比例大致在60%，这说明最终需求中投资占的比例高。第二，最终需求中政府支出的比例高，国有企业占的比例高，民众的比例比较低。第三，内需结构不均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太高，因为消费的边际效应不同，即使经济增长，内需扩大也不多，因为低收入的人消费不起，高收入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者占比较低。

    扩大内需以及分配改革，决定未来中国是不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基本格局。内需是中国未来参与世界竞争的工具、手段和资源，我们只有继续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来自于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够真正把世界工厂转换为世界市场，转换为世界的需求中心，才能用中国的市场为中国经济成长和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们的内需大部分是投资，是形成生产能力的供给，而且大部分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它不是最终的居民消费需求，这是一个亟待调整的结构性问题。

    要进行分配改革，不外乎就是初次分配改革和再分配改革，再分配改革就是改革政府分配、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分配与居民分配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支出方向体现政府的职能，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政府的增长与发展职能，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和福利职能，提高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水平，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间悬殊大、不匹配的问题。政府支出如果大幅度地用于改善居民公共福利，就相当于给居民消费增加了安全垫和护城河，居民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花钱和消费。

    第二个方面，就是“十四五”期间，统一市场的建设会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基础性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商品市场发育非常充分、市场功能也很完善，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土地、高级劳动力、资本市场等功能不完善。这极大地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产业链建设，使国内经济循环出现堵点。

    国内统一市场建设迟缓，内循环将难以正常开展。以外贸实践为例，国内企业家为什么不喜欢做内贸而更愿意做外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贸市场不够完善，比如信用程度较低，交易费用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国内市场发育不良，会导致国内企业更愿意选择出口。

    如果统一市场形成不了，那么国家就很难以这个力量去支撑新的全球化战略。比如轿车行业，其规模经济曲线决定了它至少年产量200万辆以上，中国几乎没有企业可以做到。原因也很简单：每个地方用行政力量保护自己的地方汽车厂，因而我们市场规模虽然很大，但可利用的程度较低。如果市场不统一，一定支撑不了内循环，更支撑不了用内循环去链接和拉动外循环。

    上述基本背景，是近年来国家把很多的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进的重要原因。过去的区域战略现在纷纷国家化，这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国家战略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一步推进一体化，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区域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中国强大的、统一的大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建立一个基础。

    （《北京日报》11.16 刘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