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的诞生

    李约瑟之问的诞生

    1937年夏天,一位叫鲁桂珍的中国女性从上海启程,跨越大半个地球,乘船到达伦敦。她此行是到剑桥大学拜师生化学家李约瑟。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年轻科学家,沈诗章和王应睐。

    对于她与李约瑟头一次见面的情形,鲁桂珍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本期待一位“有着一丛白胡子的老人”出现,没想到站在眼前的却是位“年轻、黑发,因为跑来跑去而气喘吁吁的生化学者,穿着带有许多破洞的白色工作服,是做实验时给酸液浇的”。

    随着对这几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对鲁桂珍了解的深入,李约瑟发现,“我们对科学的掌握以及对知识的洞察力完全一样”。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心灵追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这三位中国留学生向他请教,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才让他开始思考这个之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那时他认为，这也许是个“一列火车遮挡住了另一列火车”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动机，也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的一半。

    1943年2月,李约瑟终于来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中国。他来到西南联大，接触了许多教授。战火纷飞中,他被中国人在隔绝状态里仍然尽力做事的态度所感动。他在旅行记中记录下藏在洞穴中的精良测量机器,记录下晶体物理实验室的学者自己制造收音机真空管和接收器所需的石英晶体，记录下有技术员为了自己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将一块块原始光学玻璃,磨成经准确计算过的镜头形状。

    随着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李约瑟开始溯源中国历史。他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他不再简单地问,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得到发展,而是问,在15世纪这个时间点上,为什么中国文明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

    1944年，李约瑟开始把对问题的解答付诸文字。他最初以为一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却不断扩展为规模宏大的七卷本。

    1946年,剑桥大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如果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安适,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它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将要引起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这些变化将具有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句话也被印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的扉页上。由于“李约瑟之问”的提出,中国与欧洲文化第一次被摆在了一个可以互相参照的位置上。

    （《三联生活周刊》11.16 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