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弹轰炸

    1942年，美军空袭日本东京，从天而降的炸弹落在日本首都的土地上。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此次空袭前4年，中国空军就曾长途奔袭过日本本土。只不过，中国空军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百万传单。

    几年后，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时期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生活》杂志称赞他为“先于美军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绝境反击，“爆击敌国”

    1936年底，国军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包含了甲、乙两种方案，甲案为“应以全部重轰炸队，于上海附近根据地，袭击敌之佐世保与吴军港，以及其国内空军根据地及其重要城市，俾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乙案为“应以全部重轰炸队，以广德为根据，袭击敌之资源地、海陆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须滨、佐世保军港，辽宁兵工厂、台湾敌之空军根据地等，俾获得我空军空中行动之自由”。

    计划很宏大，现实很残酷。别说重型轰炸机，彼时的中国空军连普通作战飞机质量都参差不齐。第3大队的飞行员高庆辰这样描述，3大队“一个大队就有三种不同的飞机。那时的飞雅特（一种意大利飞机）已经老旧，而它的液凉发动机，夏天里刚一飞，水就开了。为了想多散一点热，连散热器外边铝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为免在地面滑行道跑到头的一段距离将水烧开了，凡是当班警戒的飞机，一早就用人力将之推到跑道头，飞行员坐卡车去上飞机……”

    轰炸日本，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五花八门的老旧飞机。轰炸日本的重任，最终被交给了美制马丁139WC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速度堪比当时的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代同类型飞机中的佼佼者。1934年正式提供给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代号为B-10B，1936年获准外销，代号为139W，字母“C”代表出口中国。当时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利用民众捐款，国民政府向美国马丁公司订购了9架139WC。

    1937年，9架飞机陆续抵运中国。中国空军如获至宝，立即将飞机编入第8大队直属的第30中队，人称“马丁中队”。马丁中队的飞行员可谓优中选优，基本都是中央航空学校（即笕桥航校）前3期毕业生，就连普通队员也多数在其他飞行部队担任过小队长。可惜，先进的战机抵挡不住日寇肆虐的炮火，仅仅到1937年10月，已有4架马丁轰炸机殒命，人机俱损的马丁中队无奈被撤销，残存的几架马丁轰炸机则被划归第14中队。

    不投炸弹，改投纸弹

    徐焕升，上海崇明人，1908年出生，时年30岁。他毕业于中央军校第6期交通大队，后入选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先后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意大利空军专校深造，1934年学成回国后，先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不久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七七”事变后，才从侍从室调至空军大队。

    得知轰炸日本的秘密任务，徐焕升主动请缨。苏州老人居亦侨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武官，他晚年回忆：1938年春末，年轻的空军队长徐焕升“请我向大本营传递消息”，请求“这件事由他来完成”。

    徐焕升见到了蒋介石，如愿以偿地成为这次任务的队长人选。航委会又调来了第8大队19中队副中队长佟彦博等7名飞行员，共同组成了远征日本的特别轰炸中队。

    为了便于行事，徐焕升同时被任命为第14中队队长，而他走马上任后一检查，发现仅剩的4架马丁139WC，没有一架完好无缺。没有备件，只好拆下问题较多的两架飞机的零件，东拼西凑，终于凑出了另两架相对完好的战机。

    马丁139WC的航程约2000公里，虽然已属远程轰炸机，但若按《国防作战计划》乙方案，空袭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航程依然差得太多。即便以新选定的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目标，从沿海的宁波机场起飞，飞到八幡市也要980公里，一个来回就是1960公里。考虑到在日本停留投弹的时间，以及中途多半会遭遇日军的阻挠或袭击，尤其是返程如遇追击就无法在沿海机场着陆加油，马丁机大概率会有燃油耗尽的危险。

    为了保证航程，远征队决定把两架轰炸机的一个炸弹仓改装为副油箱。可是，如此一来，载弹量就更少了，每架轰炸机只能装不到1吨炸弹。千里迢迢跨海东征，难道就只投下这么点炸弹吗？万一没炸中目标，岂非功亏一篑？就算轰炸顺利，又能起到多大的震慑效果？

    中国空军决定改变策略，不投炸弹，改投纸弹——政治传单，以唤醒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对日本统治者来一次前所未有的“狠狠的精神打击”！

    1938年3月，全新的《空军对敌内地袭击计划》定了下来。空袭时间定在当年5月中旬，为了缩短航程，从浙江的宁波、诸暨机场起飞，目标定为日本九州的佐世保军港、八幡市等地，使用武器则是上百万份政治传单。

    制作纸弹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事部门，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的号召下，这里汇聚了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洪深等文化艺术界名流。名家荟萃，抗战宣传工作风生水起。接到制作纸弹的任务，三厅迅速行动起来，撰写了《告日本国民书》等多种传单，活跃在中国的日本反战同盟也凭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定稿后，统一请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艮翻译成日文。曾任职于第三厅的湖北省政协原常委钱远铎回忆：“这批宣传品是我送到航空委员会的。宣传品内容，主要是唤起日本人民和日本有知识的官兵共同反对侵略战争，有传单、有小册子……我送了好几次宣传品去，每次都是几十万，都是将传单和小册子一扎扎地扎起来，便于空投。”

    “万吨炸弹随时可至”

    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训练，1938年5月，根据训练情况，执行轰炸任务的两个机组人员分工最终敲定：长机1403号机组由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僚机1404号机组由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眷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随后，这两个机组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待命出击。

    5月19日，农历4月20日，这天下午，2架马丁轰炸机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先向南直飞以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然后转经南昌、衢州，于傍晚时飞抵宁波栎社机场。飞机加满油，队员抓紧最后的时间休息，出征的一刻终于要来了。

    当晚11时30分，一声令下，徐焕升等人驾驶着两架满载传单的马丁轰炸机秘密升空。为了保密，地面上连送行的人都没有。起飞到达东海上空后，机组人员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防止被舟山群岛的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远征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才向着日本九州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远征，通信部门故意把一些空军准备出动飞机支援津浦线作战的情报透露给日军，其他空军大队也频频出动。日本空军果然上当，着力加强了华北空防，暂时放松了对东南沿海的空中控制。

    5月20日0时35分，徐焕升发回密电：“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飞机在黑暗中前行了一个多小时，云层逐渐稀疏，两架飞机拉起机头，跃居云上，皎洁的月光顿时照亮了机舱。

    凌晨2时20分，夜空中出现了地平线，空勤人员赶快查证航图，认定那就是日本九州。2时45分，飞机抵达九州的重要城市长崎。这座城市是侵华日本空军的重要基地，聚集着军火工厂、海军基地等重要军事设施。

    日本方面的防空警戒松弛得令人难以置信，两架马丁轰炸机简直如入无人之境。陈光斗后来回忆：“飞到日本没有高射炮打我们，毫无抵抗。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翻阅1938年5月2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看到的亦没有险象环生，只有顺利和从容：“到达该地（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时，敌人均在睡中，闻机声警醒，仓惶放警报，实行灯火管制，但未放高射炮，敌机亦未起飞。”在长崎撒下传单后，“飞越多良岳有明海，经久留米市而直达福冈，遂于该市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小册”。“离福冈后，即绕飞九州北部一周，散发传单”，最后“向西归来”“从容渡海”。

    此时，已是5月20日4时许，两架飞机在日本上空平安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共投放了超过100万份传单，“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

    从睡梦中醒来的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上、屋顶上，到处都是白纸黑字的传单。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拾起几张纸片，发现上面用日文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日保安部门见到传单如临大敌，立即对辖区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一开始仍不相信，中国空军能够飞跃重洋，直抵日本本土，直到将传单样品交给“王子制纸”八伐木工厂进行化验，分析成分后发现并非日本国内生产，才相信这些传单并非本土散播而系空投。

    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5月20日8时40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先行降落在江西玉山机场。9时24分，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机在南昌机场落地。两架飞机分别加油，机组人员稍作休整后，11时30分，两架飞机汇合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不同于出征时的悄然无息，此刻的王家墩机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都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汉口航空委员会，祝贺勇士凯旋。周恩来、陈绍禹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吴玉章、罗炳辉则代表八路军赠送锦旗，上书“气吞三岛，威震九州”。周恩来还热情地称赞中国空军：“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蒋介石亦从洛阳发来专电，嘉奖、慰问徐焕升等8位远征勇士。

    这次纸弹轰炸并没能阻挡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就军事意义而言，可以说收效甚微。远征日本后不足半年，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但是，这次行动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让国内外各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和决心。

    《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各大报都在醒目位置报道此事。丰子恺专门创作了漫画《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刊登于《中国的空军》杂志。

    英国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了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苏联《莫斯科新闻》不吝赞美：“最惊人的是中国空军成功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绝非日本所能击败。其投下的是传单而非炸弹，堪称仁义之师。”

    此次远征的确让日本始料未及。著名的日本漫画家宫崎骏还曾据此创作过漫画《九州上空的重轰炸机》。他在漫画中配文：完成任务的马丁立即高速返航，东中国海的朝阳已经升起。但是，第二天日本的报纸上只有很不起眼的一条消息：“在九州上空出现了神秘的轰炸机……”显然，日本媒体刻意淡化了此事。

    纸弹轰炸之后，中国空军的飞机再也没有飞到日本上空。直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轰炸东京，日本本土遭遇了第一次真枪实弹的空袭。

    （《北京日报》11.3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