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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10月，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收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枚纪念章。70年前，22岁的孙群英随40军119师奔赴朝鲜战场。她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志愿军文化教员，给志愿军战士补习文化知识。她曾给许长福、杨根思等特级战斗英雄上课，更是尽自己所能让很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能够读报写字了。
11月2日，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大屯的一处民宅中，见到了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孙群英。说起70年前的那段光荣经历，老人的记忆力惊人，十分健谈，说到有趣的事，自己先笑起来。
孙群英1928年出生在河南，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后来上的新式学堂。“我的太爷老、外祖父都是进士，我妈妈也读过书，她主张我从小就要读书。小时候家里就剩我一个孩子，我妈也给我请个先生”。她读五年小学、三年初中的时间，正赶上八年抗战。上初三那一年，日本投降。高中三年，又赶上解放战争。高中毕业时，解放军进中原，她毫不犹豫地参了军。在部队里，她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
一直以来，见到孙群英的人第一句话都会问：您上朝鲜打过仗吗？孙群英总是笑笑，“没发我枪，我一仗没打过。”对方更加好奇，“那发什么了呀”？“发我一盒粉笔、几本书，让我去教战士学文化”。在孙群英记忆里，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的分别是38军、39军、40军、41军。她所在的40军“第一次赴朝时除了医护人员，没有带女同志”。
“当时美军在前线经常投放传单，可是好多战士文化水平特别低，不认识字就把传单给捡回来。那时就提出要‘国防现代化，战士们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孙群英说。
基于此，1951年7月，部队再次兵赴朝鲜，这一次带了女同志，22岁的孙群英被挑中，跟随40军119师从丹东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志愿军文化教员。
孙群英在朝鲜时教的学员主要是连排干部，他们总共十个文化教员，其中三个是女同志。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怎么摸底？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全问一遍：“你认识字吗？”“认识几个字啊？”她记得当时好不容易听到一个人说“我认识13个字”，特别高兴，赶紧问“认识哪13个字啊？”对方回答：“1，2，3，4，5，6，7，8，9，10，加上我的名字，一共13个字。”
“有的不识字，有的认识几个字，有的还能看报能念一篇文章。”文化教员就根据摸底情况给他们分班：“一个字不认识的分到初级班，能看报纸的分到高一点的班”。
为保证打仗、学习两不误，志愿军们以轮训队的方式进行学习，“留一个抽一个，这次排长来下次副排长来，这次连长来下次副连长来，一次抽一百多人上课。”当时没有教室，都是在防空洞里上课。防空洞挖得很深，上面搭的枯枝树叶作为掩护。隆隆的炮声是常有的，上课时还要警惕敌人的袭击。
有一次，孙群英跟战士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忽然想起他们对“何必”“何况”两个词总是分不清，赶紧又给他们讲了讲这两个词各自是什么意思，然后让他们像在课堂上一样口头造句。有个战士站起来就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很苦，一天三顿高粱米，连馒头都吃不上，何况饺子。”另一个接着说：“抗美援朝是打仗，何必讲究生活？”看到战士们领会了词意，孙群英发自内心地高兴。
孙群英印象深刻，119师有一个叫杨树华的副排长是神枪手，他曾经创下“一枪打死两个敌人，两枪打死四个敌人”的纪录，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可是他不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钢笔都不会拿。她笑着模仿，“连里奖励他一支钢笔，他用大把攥的方法拿笔，我们个别辅导了他好长时间，才学会写自己繁体字的名字。”让孙群英格外自豪的是，“他后来三个月认识了几十个字，过去拿斧头、拿镰刀的手，也会写字了”。
朝鲜战场给孙群英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还让她收获了爱情。“他们给我介绍个对象，他在炮团里当政委，当时还闹了个笑话。”那时候轮训队一期课程结束后，要先去机关报到，然后再换一批学员。“有一次我到市里去开会，干部科的科长对我说：你教得不错，战士们反映都挺好。我就让科长帮着征求意见，看看自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他一听就说：意见嘛倒有一条，战士们反映你这个教员有个毛病，正上课呢，一听见打炮就发愣。我心里说没有这事儿啊，可是也不好当即就否认。”看到她愣在原地，科长绷不住笑了，“他一笑我才明白，因为我刚认识的对象在炮团，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北京青年报》11.6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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