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牛奶,两块饼干。这是身高一米六三的张沁文在体重只有78斤时,每天下午面临的最大挑战。
她的任务是把牛奶和饼干放入嘴中,咀嚼、吞咽。监工是站在她面前面无表情的父母。张沁文流着泪望向父母,摇起了头,但对面二人始终背着双手,表情纹丝不变。她深吸一口气,双手颤抖着拿起饼干。她紧咬嘴唇,双手在离桌面五厘米处悬停了三秒后又放下了饼干,泪水片刻未止。
患有神经性厌食的张沁文此时刚结束住院,最大的阶段性目标是增重到标准体重。她每天哭着、挣扎着塞下的牛奶饼干成了加餐极限,出院没多久她的体重又掉了十斤。
神经性厌食属于进食障碍的一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欧美流行的心理疾病,经常与抑郁并发,也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类,死亡率高达5%~15%。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少年时为了控制体重,也曾患上厌食症。16岁时,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休学,经历了七年的精神分析才得以重新面对这“不会让你失望的世界”。
一道计算题
进入大学以后,张沁文从网上了解到了不少身材管理方面的知识。减肥塑形不再是中学期间“晚上熄灯后在腿上裹着保鲜膜做空中脚踏车”的小打小闹。大一时,一米六出头的张沁文每天运动三小时左右,体重从98斤逐渐降到83斤,有了一定的肌肉线条。体重降到90斤以下的时候,张沁文开始用一款App监控饮食,将所有入口食物对应的能量数值记录下来,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成了一道计算题。
“用App以来,基本每天都能瘦。”餐盘上的食物分量逐渐减少,从她健身之初相对健康的粗粮,变成回避所有主食和肉类,就连吃一个苹果都得犹豫再三。她给自己设置了每天500~800大卡的能量限制。而根据一般医学建议,正常非健身的成年女性,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正常摄入量在每天2000大卡左右。
“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自己的王国,而你就是暴君,绝对的独裁者。”美国心理学家希尔德·布鲁克曾这样评价进食障碍者。
瘦的欲望
小敏的进食障碍是高中时出现的。刚进高中不久,当身边90斤、100斤的女孩纷纷把“减肥”挂在嘴边的时候,体重108斤的小敏也开始了对瘦的追求。当时在她印象里,“大家都在说瘦一点好看,女生就是要瘦一点”。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节食瘦到了80斤以下。
由于体重过轻,小敏的例假停滞了,手上、背上、脸颊两侧因供能不足长了很多汗毛。但那时的她为了瘦,已经不惜一切代价,“生理期不来也没关系,就是不能胖”。
小学练过跆拳道、身材比较壮实的钟哲是个一米八三的男生,他在大学主持第一场年级晚会的时候体重大约160斤,当时与他搭档的另外三人则更加苗条。四人去商店挑选礼服,钟哲看上一套西装,店员顺着钟哲指着的方位看了看衣服,头也不回便说:“没你的码。”他好不容易挑到一套有码的衣服,穿上却很紧,难以动弹。
如今大四的钟哲在大学期间体重浮动达到60斤,曾有过一个星期没吃任何东西的经历,也试过一下午在正餐之外点四人份起步的外卖。他第一次减肥,是在大一追求一个女生时,对方直接问“你现在多重”,表示“瘦二十斤我就答应你”。
“原来不止我一个”
十六年来被吃和吐占据了所有业余时间的雪莉,对生活产生了绝望,严重的时候一餐吃三人份的冒菜加上四五份别的食物,吃完前后体重能相差整整十斤,吃完后抑制不住地催吐,每天耗费三四个小时。
当时的雪莉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以为自己是个怪人,直到在微博上搜索了相关词,才知道原来还有不少人和她一样与进食障碍斗争。了解到这个群体之后,雪莉通过微博加了第一个ED(进食障碍的英文eating disorders的缩写)好友,有半年的时间内,他们都互相聊天、鼓励。认识这个朋友以后,雪莉多年来第一次有一个礼拜不催吐。
有好转迹象的雪莉将自己的经验写成分享帖,发在知乎。作为知乎小透明的她,有一篇文章收到了45个赞同和41条评论。几乎每条评论下,雪莉都会耐心回复,也有不少评论感谢雪莉的陪伴,要向她学习。四年前的帖子,到2020年,还有人在陆陆续续通过帖文加上她的微信,向她倾诉,如今微信列表里以ED开头的好友已超过一个屏幕的长度。
2019年1月,张沁文从医院出来不久,处于厌食恢复期的她拍摄了一部记录自己厌食经历的纪录片《关于我28.8~70kg的进食障碍故事(上)-女孩的价值是什么?》,不少人通过纪录片了解到进食障碍,也接触到了张沁文的微博账号“少女神婆婆”。这些人中很多是进食障碍亲历者,以及正在经历进食障碍的求助者。
做进食障碍科普以来,张沁文的生活逐渐充实,她正在准备成人自考,然后专升本,考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的研究生。她说:“与进食障碍搏斗的几年就像穿越沙尘暴,带着一遍遍的焦虑、恼怒、无奈与无形的伤害。但也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了许许多多真正爱我的人以及关注我的朋友,我得到了比曾经经历的更至高无上的爱,也学会了如何爱护我自己和他人,拥有了坚忍的性格。”
(《南方周末》11.5 陆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