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依不是黄若依。或者说,这个名字原本不属于她。她出生时,父母给起的名字叫黄媛媛。只不过,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在法律上证明这个名字的存在。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在人生的前24年里,她一直是一名“黑户”。
由于父母没有结婚证,且超生,她出生时没有落户。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按规定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可是,母亲失联,父亲不配合做亲子鉴定,“黑户”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她。
即使是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想象,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她无法正常办电话卡、无法坐火车、不能去正规医院看病、不能谈婚论嫁。
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体后才得到解决。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办理户口登记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若依”。
向往学校的生活
在办理户口登记之前,黄若依的名字、工作换来换去,恋爱谈过几次,但无疾而终。9月16日,《南充晚报》根据她的叙述刊发了报道,随后有警察给她打了电话,说他们看了报纸,很快会为她办理。9月22日,黄若依拿到了临时身份证。
拿到身份证后,黄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学的问题。她没有上过学。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笔写字对她来说很困难,“要照着写才行”,“乘法口诀”也不太会背。朋友刘妙说,以前自己去上学的时候,黄若依就无处可去了。“她认识的字都是自学的,自己看书学的。”黄若依的母亲教会了她拼音,而电视成了她重要的老师,“从少儿频道里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黄若依住的地方有一个两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十几本书,其中有一套小学语文的教材,书脊上写着,“义务教育教科书”。“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尽管在朋友吴青云看来,重返校园并不现实,但黄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样“枯燥”的生活。“拥有的人不会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闭式学校里面,只有周末可以出来,按时睡觉起床,“在学校里面你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能干”。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调整。除此之外,她觉得以现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选择工资不太高的工作。
母亲姓名不详
小时候,黄若依并没有感受到“黑户”带来的影响。她常去的黑网吧、商场、书店不需要出示证件,身边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拥有身份证。“我当时没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2013年,17岁的黄若依在江苏打工时被要求提交身份证。辗转找到父亲,她这才发现,家里的户口本上没有自己。“纸包不住火”,对公司推脱了几次“身份证正在办理”后,黄若依离开了那个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黄若依记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随母亲生活,但12岁时母亲和她失联。找不到父母,为了谋生,黄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证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黄若依说看到别人家人团聚,她觉得“只有我是一个人”。甚至看到恋爱的情侣,她都想到“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黄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上。男方父母隐晦地说,“要先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男友没有站出来维护她。他们很快分手了。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小时玩伴徐晴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身份证,条件特别不好的黑宾馆才会收她”。张宣还把家里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过一段。
她用着借来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和她并不相像,她总解释会说,“瘦了,所以样子有变化”“化妆了”。但她还是“提心吊胆,像过街老鼠”。“如果被发现了,我也就实话实说,这不是我想的,我没办法。”
在接受采访时,黄若依的父亲黄大前说,黄若依在家排行老三,当时上户口需要交罚款,他们拿不出这个钱。现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挠,只是觉得,家里有些事还没有说清,这个女儿应该是归母亲管,担心以后她母亲回来,产生纠纷。
黄若依的母亲姓名不详,黄若依说,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是陕西安康人,高中学历。根据黄若依的说法,母亲20岁时被外公赶出家门,来到广州打工,遇上了当时30岁的黄大前,后来随他来到四川西充县。按照黄若依和其父亲的说法,黄若依母亲有些精神上的问题,她曾见过母亲在烟盒、旧报纸、广告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贴满出租屋的墙。
徐晴说,黄若依几乎靠在电玩城里赢钱为生:用游戏币换钱,一天赚几元,或者十几元,“有钱就有饭吃,没钱就不吃”。后来网吧的阿姨看她挺可怜,让她在那里当了个小网管,一个月给她几百元。刘妙还听说,黄若依有时候饿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货大楼,要免费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费品尝的东西。
黄若依说,和母亲在南充顺庆生活的5年中,他们差不多隔两个月就要搬家。她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妈妈会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周一到周五让她背个书包出去,里面装个本子和笔,别人放学的时候才能回家。这种生活至少持续了两年。
还不算太晚
徐晴说,抛开家庭环境不谈,如果能有一个户口,黄若依这些年至少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段稳定的爱情。
尽管黄若依比朋友张宣要小,但张宣记忆中,黄若依一直是一个强势的大姐姐,会带着他玩,教他道理。朋友吴青云也说,她很讲义气、果断,有时候还特别固执,认死理,认准了什么事情就必须要执行。
而在徐晴的眼里,这是她的一种“伪装”。她很少把那些难过的事跟朋友说。“明明其实我感觉她挺难过的,却一定要跟我说没事。”徐晴说。
黄若依觉得,24岁拿到户口,还不算太晚。“就像很多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是他们人生真正刚开始的时候。那现在我去做任何事,去学习,去考驾照,都还不算晚。”
(除黄若依、黄大前外,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11.4 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