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0月，是陶勇恢复门诊的第五个月，他还是不能重回手术台主刀。诊室里，他被砍伤的左手依旧只能耷拉着静放在桌面上。老病患络绎不绝，他们是来看病的，更是来看陶勇的，他的诊室常常被鲜花包围。
陶勇是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今年1月20日他在出门诊时，被自己诊治过的患者崔某砍伤，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刚满40岁的优秀青年医生瞬间跌入人生的至暗时刻。手术后醒来，他才知道，伤害自己的人就是自己曾经想尽办法救治的人。
“超短”门诊
现在陶勇坐诊的日子是每周三下午。今年3月更新的科室专家出诊信息栏上，陶勇的名字还来不及添上去。出事前陶勇的坐诊频率是每周两个半天，看起来眼下只是缩短了一半的出诊时间，实际上他减轻的门诊负荷并不止一半。
因为疫情限流和手伤，现在他一次门诊下来看的号不会超过20个。而受伤以前，他一个半天看60多个号也是常事。“陶主任看门诊到傍晚七八点是常事，最晚一次纪录，他一直看到了晚上11点，他的病人病情千差万别……”科室导医台的护士回忆。
陶勇不忍心拒绝那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在北京多留一天，也会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他就只好给自己加压，延长下班时间。现在每周三下午来挂陶勇号的，大多是老患者。他们来时大多会带着家里的土特产，小米、花生，甚至是鞋垫。
有的患者家属会在陶勇面前对行凶者厉声斥责，有的患者和家属会轻轻摸一下陶勇受伤的左手，落下眼泪。在这些老患者中，田女士一家有些特殊。1月20日事发当天，带着女儿来看病的田女士毫不犹豫冲到陶勇前面为他挡刀。
陶勇事后才想起来，这位河北母亲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或许只是他当时为她们做的一点小事：去年夏天，田女士带患有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女儿来求医，得知诊断结果，她已经是五雷轰顶。但是按照流程，当天一家人要拿着检查结果回家，间隔好几天才能来打针治疗。陶勇见到一家人很焦虑且来医院路途远，帮她当天就把针打了。
“有时候就是这些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善举，能够帮到你。”陶勇似乎举重若轻。
在危难时帮助陶勇的还有两位医护，其中一位是他眼科平时交集不多的同事，当时他也被行凶者砍伤了耳朵和头。简单包扎处理后，这位同事第二天又出现在了诊室，给即将动手术的患者查房。还有一位是一路背着陶勇，帮他躲开行凶者并包扎止血的护士陈伟微。事后医院奖励了她6000元的见义勇为奖金，但她觉得受之有愧，就找到陶勇，全部捐给了他的公益项目。
安检门装了，之后呢？
今年年初，朝阳医院的门诊大楼入口处安装了安检系统。所有进入门诊楼看病的患者都要通过安检进入。安检的广播里，一直循环播放着“为了您的安全，请接受安全检查”。“其实医院安装安检门的事情说了很久了，甚至是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出事后，也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反倒是我的事情后，北京各大医院安检门纷纷落地了。”陶勇觉得这是自己这件事带来的公共价值。
记者探访朝阳医院是在周一的上午，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似乎已经习惯了安检仪器的存在。负责安检流程的医院保安介绍，每个月内安检门会探测出一两件危险的长刀具。问起保安这套安检设备的设立目的，她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疫情，安全起见。”这场心照不宣的伤医事件被淡化了。
但在朝阳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日常中，却留下了“痕迹”。大部分科室原本锁闭的后门都打通了，一些科室的医生把自己的诊桌横放在了诊室门口，这样患者只能在诊室外依次排队就诊。而陶勇所在的门诊楼7楼眼科病房，患者在进入就诊区前，科室导医台的护士要再次核实进入者是否挂了当日的号，每到就诊高峰时，保安会增派力量在诊室附近巡逻。
“用诊桌挡着门，这样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记者小声嘀咕了句。陶勇立即表示反对：“这是你站在患者的角度，才会得出这个结论。”根据陶勇所述，在自己受伤住院以后，院内又发生了大小近20起伤医事件，因为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也就没有传开去。
但安装了安检门就够了吗？陶勇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仅是个开始。“或许可以请一些心理学专家来为我们医护讲讲犯罪心理学，比如一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行为举止上有哪些特征。”陶勇现在回忆起伤害他的人，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引起注意的征兆的。比如此前他总是一个人来看病，没有家人陪同，看起来也有些孤僻。
另外陶勇还有一个设想，他想向医院申请聘请一位患者家属，为他上五险一金，请他担任科室里兼顾保护医生职责的医导。而这位身兼数职的医导人选就是那位在陶勇出院后见了他嚎啕大哭的盲童父亲。“他想把孩子转到北京的盲校来读书，正好需要一个北京的工作。”无形中，陶勇又促成了一个善举。
拒绝“被神化”
在出院后，有一位记者问过陶勇：“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您会不会接收这位伤害您的病人，为他动手术？”陶勇坚决地回答：“不会。”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他停顿片刻后提高分贝解释：“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因为太违背人性了。医生治病救人，但不是圣人，怎么会想给一个这样用最残酷方式伤害自己的人动手术？”
“我希望法律能够严惩伤害我的人。”陶勇说。至今没有因为医疗纠纷而上过法庭，这被陶勇自评为“好运”。陶勇也的确见过一些患者对他直言：“我知道医生都在尽心为我治疗，但是如果我不告他，我就没钱看病了。”
10多年前的一件事被陶勇多次提及：他曾经参加国家卫计委主办的中华“健康快车”行动，在江西乐安，陶勇遇到了一位年近90岁因患白内障失明且身患癌症的老人王阿婆。这位阿婆到了生命倒计时阶段，而她的丈夫和儿子早年间已相继去世，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眼睛复明，她在临终前用嫁妆亲手做一身寿衣。因为按照当地风俗，穿着亲手缝的寿衣，才能够与家人在另一边相遇。
王阿婆的手术难度很大，医疗火车上条件又很有限。救助这样的患者，也被一些年资较高的医生提醒是“在拿自己的职业前途下赌注”。但陶勇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手术成功了。一周后，陶勇收到了王阿婆去世的消息。临终前她总算为自己亲手做了一件寿衣，把一家人的照片缝进了衣服口袋。
“怎么会不担心？怎么会有人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呢？”陶勇回忆着自己的选择。
陶勇说起上个月出门诊时自己遇到的一件犯难的事。那天下午6点多，门诊快要结束了，一对农村老夫妇带着26岁的儿子忽然跑到陶勇面前，央求他为他们看看病，他们说自己等了一天，就因为不会操作手机一直没挂上号。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人在对他进行道德绑架，“我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一天跑很多家医院，也不挂号排队看病，就是想仗着是大老远来的插队先看”。
当天陶勇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请一位值班医生了解了这家儿子的病情，确认不是十分紧急后，又让人帮忙替这家人挂了第二天上午的门诊号。第二天早上，陶勇不出诊，但他特地为这家的儿子看了病，这才确认昨晚这对夫妇并没有骗他。
“志愿者昨天教了那么久，以后你们可以独立挂号来看我的门诊了吗？”这家人临走前，陶勇特地问了句。回答是否定的，这对夫妇甚至在看诊时向陶勇提出是否可以请他帮忙再去协和医院挂个号。“作为医生，如果你想帮助这样的患者，那会是一个无底洞，应该想清楚帮助他们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而陶勇自己，也在重新探索这个尺度。
（《解放日报》10.9 杨书源）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