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负责

　　道光遭遇清王朝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然而，当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为何清政府外交政策仍在严厉排外与机会主义之间摇摆？谁该为此负责？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作者、美国汉学家波拉切克认为，嘉道时期崛起的文人精英应当对此负相当责任。这本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意在探究“1840年中英战争或鸦片战争中明确无疑的失败为何没能促使中国对外交及军事策略进行改革”。与费正清、史华慈等从中国儒家中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不同，波氏更关注“朝堂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波氏看来，鸦片战争前后，朝廷的重要决策主要由两派利益集团左右，一是汉族文人精英，如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他们倾向于不妥协地战斗；一是满人利益集团主导的亲条约派，如琦善、穆彰阿等人，他们更为务实且倾向于缔结和约。随着咸丰皇帝的登基，穆彰阿、耆英随即倒台，那种不受文人影响的外交政策一去不复返，而清政府也不再为适应国际外交环境而扮演积极角色。

　　波氏认为，鸦片战争前后，文人在重要节点均犯下诸多错误。波氏指出，战后文人创作的大量关于“海事”的诗文及著述，仅仅是文人主战派对其行为招致失败而作的辩护。

　　在新近发表的《重估十九世纪中国》一文中，卫周安（编者：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对近年出版的一系列研究19世纪中国的海外著作评述后认为，对这一时段而言，“认为帝制时期的中国，执念于过去，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接受新思想”的见解应该抛弃。但来自《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的启示仍提醒人们，至少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思想的接受确实不容乐观，这既体现在对文人改革者意见的拒绝，也体现在对满人亲条约派策略的摒弃。

　　波氏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大费笔墨论述文人如何崛起并影响政策，目的是弄清楚“19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内文人为何特别难以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然而，与其说文人政治表达困难，不如说政治表达被倾听更为困难。当魏源信心满怀地写毕《海国图志》时，却不知如何呈递给朝廷。

　　波氏诸多论说与国内主流观点均有扞格，而其认为文人导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改革未能启动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毕竟，在鸦片战争期间，恰恰是道光和战不定的犹疑，才使得整个局势摇摆不定。战后，文人势力和满人利益集团势力的消长，也完全取决于皇帝。

　　（《文汇读书周报》10.16 尧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