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津沪客运航线

    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发起的北方洋务运动，在构建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转向民用工业。

    “昼夜能行路几千”

    历史上南北交通皆依靠京杭大运河，早年间的交通工具为帆船，行进速度缓慢。顺治十年（1653），历史学家谈迁应北京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进行了一次北游。其自嘉兴北门登舟，航行一百天才到天津，路途遥远可见一斑。道光三十年（1850），上海境内首次出现英国航海客货轮。此后，从事中国沿海客运的皆为外籍客货轮。同治十二年（1873），轮船招商局开辟津沪航运，以海运漕粮为主，同时兼揽客货。

    见惯帆船的人们，称这种从烟囱冒烟的铁船为火轮。其由天津航行至上海只需三天，张焘的《津门杂记》中有诗云：“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多少官商来往便，快鸟如飞过云天。”

    轮船招商局最初以“福星”号轮船来往于天津、上海之间。“福星”轮委托英商敦信洋行自苏格兰船厂订购，原名“泼利克”，到华后改名“福星”，初往天津运送漕粮一万石。轮船的名称吉利，似乎会带来好运，许多南方的高官争先乘此船晋京。同治十三年（1874），新上任的两广总督耆英也计划乘“福星”来津，以便赴京觐见皇帝，但因冰河未开，改为旱路入都。

    继“福星”轮后，轮船招商局又有“海晏”轮（原名盛京）航行于津沪航线。该船为同治十二年（1873）由英国格拉斯哥船厂制造，可载客281人，最初行驶在上海至福州线。光绪八年（1882），“海晏”由明轮改为暗轮，“四月告竣，即派走津河，不但行走极快，亦装货尤多”。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海晏”轮的感受更为强烈。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九日，时任户部尚书的他回常熟老家修墓，乘“海晏”轮由天津至上海。前一天，直隶总督李鸿章安排他下榻吴楚公所。第二天派北洋通商巡捕的“快马”号快艇，将人与行李送至白塘口安置上船。他在日记中记：驳船运货上船，启碇后至大沽，停靠码头装煤，“煤山嵯峨，唐山铁路在其北，亦南通紫竹林，前此所无也”。煤装完后，乃开行，“出大沽，五处炮台排队升旗鸣炮。落日红霞，微风蹙浪，夜卧如寻常枕席”。二十四日，“海晏”抵达上海。从《翁同龢日记》的文字看，“海晏”停靠在白塘口（那时河道与现在不同，属于海河故道），上人装货后，到塘沽装煤，再开行。

    翁同龢记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想起了十七年前的经历。当时，母亲在京去世，他奉棺由运河回常熟老家下葬。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到天津，停泊在北大关，李鸿章及天津道、府、县衙门前来上祭行礼。当天开行，六月二十二日才到常熟，行程约两个月。帆船船舱狭小逼仄，比较闷热，途中还历经风雨，险情不断。相比之下，此次航行时间短，还十分舒适。

    醇亲王乘“海晏”号巡阅海防

    轮船招商局的客轮不仅运载客人，还经常为官方所征用。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帮办。翌年（1886）四月，清政府派醇亲王奕譞与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会同李鸿章一起巡阅北洋海防。此次巡阅阵容庞大，奕譞带了文武随员30人，太监、厨师等各类人员230人，视察路线为：天津→大沽→旅顺→威海卫→烟台→大沽→天津。此行为时一个月，是清朝海防史上仅见的一次，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最高规格的亲王阅兵。

    此次巡阅，还安排两位宫廷画家、两位摄影师随行。其中，有一位中国摄影师梁时泰，还有一位德国摄影师来兴克，他们为巡阅留下一批珍贵的视觉图像。两名宫廷画师，一位叫庆宽，善画人物与山水，曾画过光绪大婚典礼图册和颐和园设计全景图，另一位叫金如鉴，字子良，以画马著称。他们绘制了画集《渤海阅操图册》和一幅巨画《巡阅北洋海防图》。《巡阅北洋海防图》长316厘米，宽251厘米，描绘醇亲王乘坐的“海晏”轮在大海中破浪前行的场景。该画绢本彩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避免航行中的枯燥无趣，“海晏”前往旅顺口时，负责此事的官员还安排了洋人弹奏钢琴并歌唱。醇亲王奕譞在船上十分惬意，“时船头洋花盛开，煮茗敲诗，若忘身在风涛中”。“海晏”经过庙岛时，他还看到了海市蜃楼。奕譞在“海晏”上十分兴奋，海上有风浪，许多随员眩晕呕吐，为奕譞梳头的太监，梳了一会儿，已经头晕不支，在船上坐了半天。而奕譞淡定自若，向周馥谈起太监梳头的事，说“闻此风在海上尚为不大，具见水师将士终年辛劳也”。

    “海晏”轮搭载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并非仅有的执行公务。中法战争时，刘铭传还曾秘密搭乘它前往台湾。甲午战争爆发后，招商局名义上将轮船出售给德商信义洋行，“海晏”更名“公义”。马关议和时，李鸿章乘此船赴日谈判。后来李经方奉旨向日本交割台湾，也乘该船。可见，“海晏”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

    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津沪航线的轮船不断更新，光绪十七年（1891），招商局向英国轧礼船厂订造“新丰”“新济”两艘客货轮，均为两层船舱，暗轮钢船，造价共5.35万英镑，于次年先后抵沪。其中“新济”长79.3米，宽11.3米，可装货1300吨、载客665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招商局又购“泰顺”“飞鲸”“遇顺”三艘轮船，其中“泰顺”可载客600人，“飞鲸”可载客532人，两船均航行于津沪线。

    津沪航线的开辟，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局等企业都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采购一些必要物资。此外，上海、天津两地棉布商也互设分庄。上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天津人在那里开的饭店、戏院、京货店比比皆是。买办严蕉铭为浙江定海人，初任上海英商旗昌洋行轮船买办，光绪八年（1882）定居天津，历任全隆、禅臣、立兴洋行买办。井陉煤矿买办高星桥最初向轮船公司推销煤炭，后开辟上海市场，结识了上海商界巨头，目睹了那里的繁荣，并借鉴黄楚九的“大世界”，开辟了劝业场的八大天，将上海滩的繁华模式引入天津。

    津沪航线还促进了两地的文化教育交流，洋务派在天津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其中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铁路学堂在上海招生，培养了马寅初、秦汾、朱庭祺、钱永铭等著名江南才子。

    （《今晚报》9.18 曲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