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是对上海的情思

    家父随军解放上海时，他所在的高射机枪连驻扎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楼顶。后来家父南下继续征战，最后转业到安徽。20世纪60年代初，在安徽，我们心中的上海是发达的大城市，上海话也是洋气、时尚的代名词。当时全家就父亲去过大上海，我们姐弟俩年幼好奇，常缠着父亲，让他给我们描述大上海。他说到上海，除了摩天大楼外，便是女士、男士张口“阿拉阿拉”，一句也听不懂。“阿拉”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的描述也在我们稚嫩的心里埋下了想象的种子，在合肥，我们时不时地张开小嘴，模仿着上海话“阿拉”的发音。

    那时，有许多上海知青下放在我们那里，也有许多大型工厂由沪迁入内地，知青们彼此相认，全靠方言。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商场影院，常见两位相互陌生的阿姨，因张口“阿拉”说到一起，一阵子语速极快、流畅无比的上海话，让她俩很自然地打开话匣子，我们也羡慕无比地在一旁听她们“阿拉”一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们的闲聊往往从“阿拉”和“做啥”开始，到“再会”结束。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牌子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都是人们向往的。谁要拥有一辆上海“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可以神气好一阵子。如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必定会情不自禁地当着众人面，不时地抬腕看表。连我们小学生都懂戴手表的叔叔阿姨的心理，他们最喜欢我们小孩问他们“几点钟了”，那样便给了他们潇洒一挥手、露出亮晶晶的上海牌手表的机会。

    在着装打扮方面，上海人是“风向标”。单位里不论是上海小伙还是姑娘，他们的穿衣打扮和发型总是其他年轻人模仿的对象。大到夏天的衬衣，春秋的羊毛衫，冬天的风衣、滑雪衫等，小到一枚发夹、一条丝巾、一副手套，从颜色到款式，大家都会仿效。如果年轻人的装扮和发型不被父母或同乡认可的话，有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单位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

    我认过一位来自上海的干妈。她一说到上海，就如同说到过年有糖吃、有新衣服穿一样，充满着美好的语调，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非常认真地教了我几句上海话。时光荏苒，长大后，我有幸来到上海工作、生活，遇到一见定终生的上海姑娘。当我作为毛脚女婿上门那天，她的兄弟姐妺都说上海话，我也不时插上几句，结果没想到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声说“洋泾浜、洋泾浜”。后来，我的“洋泾浜”上海话成了我们家庭的逗趣调料，不时来两句“阿拉”，让家里充满欢笑。

    （《解放日报》10.16 耿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