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日]松浦晋也

    明确意识到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母亲出了问题，是在2014年7月。起因是母亲说“存折找不到了”。

    我陪她一起找，发现存折就在该在的地方。我以为是她一时糊涂，但没过几天母亲又说“存折找不到了”。我去找，发现存折还在该在的地方。就这样反反复复，而且我注意到养老金账户里，最近的一笔汇入款被整笔提了出来。养老金每隔一个月汇入一次，每一笔都相当于母亲两个月的生活费，这么大一笔钱被一口气提光了，事情肯定不寻常。我让母亲给我看她平时放钱的地方，可哪儿也没有。我给她看存折，问她“这笔钱去哪儿了”，她就说“没印象，我没动”。后来找了许久，不见了的那笔养老金终未现身，似乎也没有被人骗走的迹象，至今下落不明。

    这件事发生时，生于1934年的母亲，已经80岁了。在说到照护的话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2014年夏天时我53岁，未婚单身，在神奈川县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和母亲同住。我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小我两岁、从事IT行业、同为单身的弟弟，和一个小我一轮、已婚、有3个孩子的妹妹。弟弟现住东京，妹妹一家侨居德国。换句话说，在照顾母亲这件事上，我并不能指望他们两个随叫随到。

    母亲一直以来都活力四射、富有主见，又懂得享受生活。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军官，外祖母是地方名门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生下4个孩子，排行第二的是母亲。20多岁时，母亲是走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办公室女郎”。后来，她和在报社里从事记者工作的父亲相亲、结婚，并遵从当时的社会风俗辞去公司职务，成为专职主妇，先后生下我们兄妹三人，将我们一一抚养成人。再后来，她靠英语能力办起了面向初中生的补习班。英语班带来的些许盈余，让母亲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可以尽情在国内外旅行。父亲去世时母亲70岁，在那之后，母亲致力于参加合唱团，学打太极拳，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汉语，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因为母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母亲不需要周围的人照顾照样可以长命百岁，然后利利索索地寿终正寝。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事后回过头来再看，早在2013年夏天，事情就已经有了苗头。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在当时她已经开始嫌打扫麻烦，懒得收拾了。与此同时，牙膏、番茄酱、美乃滋等消耗品开始接连出现没有用完又新开一瓶的情况。想必是在冰箱里找不到之前用过的，只好不断拆开新的。后来等得知生病后，我在收拾母亲的房间时，找到一本她平时用来记录日程安排的手册，里面的内容中断于2014年的2月，那时候她就已经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了。不仅如此，一向都要三餐吃好的母亲，自2013年3月起突然嫌做饭麻烦，晚饭变成了只吃生鸡蛋拌饭。这种凑合的料理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而且她吃饭时明显要邋遢许多，调味也变奇怪了，开始发生把食盐错当成砂糖的料理事故。到2014年6月，把锅或水壶遗忘在煤气灶上干烧的事故开始频发。之后发生的，便是7月的“存折遗失”风波。

    2014年9月秋分时节，我陪母亲去给父亲扫墓。父亲去世后的头些年，每个月的“忌日”那天母亲一定会独自去墓前祭奠。我会说“不必月月都去吧”，母亲却说“你爸会寂寞的”。然而这次同去，距离母亲上一次扫墓已有半年。我家的墓地位于半山腰，到那里需要走过一条平缓的坡道。令我惊讶的是，母亲的心肺功能和腿脚已经极度虚弱，半年前不费力气走过的这条坡道，如今让她喘息不止，走走停停。我终于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给弟弟妹妹发了邮件：“母亲的状况不对劲，或许有必要去医院就诊。”这封邮件写于2014年9月26日，我与母亲的“照护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一直以来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母亲，被怀疑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长时间来不愿面对现实的我，无法再置若罔闻了，必须带母亲去医院就诊。“我好着呢！怎么就非得去医院呢？”母亲的抵抗非同一般的激烈。一个人能否接受自己患病，要看他的性格。母亲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通过长期努力换来的种种能力付之东流，对她来说何其难耐！因无法面对现实，以及想守住自尊的心理驱使，母亲势必会对外界拔刀相向，而那利刃指向的，自然将是最近的血亲——我。“为什么非要去医院呢？”“为什么一定要做检查呢？”再往下说就是“都是因为你，对我的照顾不周”。

    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的争执，似乎相当普遍，而且矛头往往会指向站在护理一线的亲人，偶尔赶上有亲戚来探望老人，平时最尽心尽力的照护者本人，却有可能被说得一无是处。付出最多的反倒最遭人排挤，这无疑是件令人寒心的事。但是不论何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终会衰老。既然如此，眼前的母亲，或许就是未来的自己。照看老人的过程，也会促使我们对自己老去，甚至是死去进行思考。

    2014年秋天，母亲身上已经显现出诸多异常，但是，尚未严重到对日常生活构成影响。恰巧在这个时期，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再加上为母亲的事操劳过度，我得了带状疱疹。就在我住院期间，母亲的病情在一点点加重。同年11月中旬的一个周日，母亲对我说：“约好了去见一个朋友，你开车送我吧。”我问她要去见谁，她答得含含糊糊。带母亲出了门，在车上问她要去哪里时，她又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应该是这条街的拐角吧”“应该是那边的咖啡厅吧”，我按她说的把车开过去，但并没有见到像是她朋友的人。我愈加不耐烦了，生气地质问她“到底是跟谁约好了”，就这样在车里和她吵了起来。

    每个周日晚上，身在德国的妹妹一家会和母亲视频聊天，母亲一直很期待和妹妹以及3个外孙说说话。但在那天，就算外孙出现在视频里，或是妹妹“妈妈，妈妈”地喊她，母亲也没有反应。妹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发来邮件：“妈妈好像跨过了一条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是一夜过后，母亲又缓过来了。似乎，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就像潮起潮落一样时好时坏，这是我第一次目睹。2014年12月，我因公出差。去之前，我把自己的行程向母亲交代了很多遍。因为担心她吃不好饭，每天的一顿晚饭都为她安排了送餐服务。然而，就在我出差的第一天，母亲就给我打电话：“你跑哪儿去了？今天几点回来？”我只觉得浑身一阵发冷。

    当人们认识到阿尔茨海默病的严重性，正式进入照护阶段时，却会发现被照护的一方从很早以前遗留下来的，甚至是掩藏起来的种种“奇事”“怪事”突然倾盆而下。就好似一家表面光鲜的企业，实际上早已千疮百孔。具体到我母亲身上，那便是一笔来自过去的不得不清算的高额负债——电视购物。

    最初意识到常有奇怪的快递寄给母亲，是在即将进入2014年的时候，当时快递员递给我一张便利店的支付单据，我没多想就付了钱，但在心里是诧异的，母亲到底买了什么呢？到了2015年的1月底，碰巧是我签收的快递。原本打算和往常一样，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但我转念一想，决定打开一看究竟。里面装的竟然是染发剂和购买收据。我突然有种感觉，这染发剂自己曾经见过。于是拉开洗脸池下方的抽屉，只见一模一样的且是未开封的染发剂在那里摆得满满当当。不对，恐怕不止这些。于是再去翻找，又从衣柜和梳妆柜里各翻出一堆一模一样的染发剂，而且全部是未开封的。“不知道！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家里有！”母亲一口咬定。

    随着病症加剧，母亲开始把家务事一点点移交到我手上。最初接手的家务是扫除，后来加上了一日三餐。让母亲做饭是不保险的，调味就不用说了，主要是忘记关火的问题。但在事后，母亲就像在扮演旧宗主国一样，不时到厨房里视察。发现荧光灯开着就随手关上，看见柜门敞着也会故意使劲儿关上它。不论怎么看，那都是在控诉“这里是我的领土”，俨然一副“当婆婆”的做派。妈呀……想不到自己竟是从亲妈那里体会到了“当媳妇”的苦。

    （《妈妈，对不起》现代出版社2020年出版 丁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