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二代”们

    2017年春节，陈芸陪着父亲陈建禄看春晚。尽管阖家团圆，但陈建禄依然高兴不起来：春节期间的大闸蟹售价并不高，辛辛苦苦养了一年大闸蟹，18亩的蟹塘最终还是亏损了八万多元。

    父亲的不高兴，陈芸都看在眼里。陈芸2013年从苏州科技大学毕业，选择留在城市定居。父亲在大闸蟹生意上惨败的同一年，陈芸开始创业，主要做国外某品牌的区域代理。因为接触电商较早，陈芸的业务一直处于迅猛增长的态势。看到父亲这么辛苦还不赚钱，陈芸动了用电商帮助父亲卖螃蟹的想法。但当她提出要回家卖螃蟹时，父亲陈建禄激烈反对。在父辈眼中，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大学生，应该留在城市里，回家卖螃蟹，这是农民干的事情。

    跟陈芸一样，来自兴化的戚银同样也遭遇了质疑。2011年底，她从无锡回到了家乡泰州兴化，先是从网上卖服装开始，逐渐转变到了家乡特产兴化大闸蟹上。刚开始，父母和周边人并不认同，“拿个手机在那里倒腾，有用么？”

    摆在陈芸和戚银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父辈的阻拦，而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命题——农产品该如何提高流通效率？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差异很大，农产品常常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产品要从田间到消费者餐桌，至少需要经历农民、本地一级收购商、本地二级收购商、消费地收购商、商超/批发市场零售渠道、消费者等五六个环节。过长的流通链路，除了成本太高，也让产销分离。生产者就是生产者，中间商就是中间商，大闸蟹也不例外。

    把大闸蟹养好，然后卖给批发商，这是第一代蟹农常见的方式。2008年，看到别人养殖大闸蟹赚到钱，来自南京高淳，原本做木匠的陈建禄开始承包土地，养殖大闸蟹，并从最开始的几亩地扩大到了18亩。同样，来自泰州兴化的戚银和魏华瀚的父母，也开始养殖大闸蟹，并从100多亩扩大到了2000多亩。

    不掌握销售渠道，不知道市场的变动，蟹农想增收，只有扩大种植面积一条路径。风险随之而来。蟹农远离消费者，不了解市场需求和变化，生产充满盲目性。养殖端越来越多，10年时间，大闸蟹产区的养殖面积扩大了数倍以上。

    2008年，在陈建禄养蟹的第一年，几亩蟹塘就贡献了三四万元净收入，这在北京房价均价还是1.2万元/平方米的时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当蟹塘扩大到了18亩后，陈建禄的收入却越发不稳定，2017年亏损了八万多元，2019年再次亏了十几万元。

    消费端对产业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到处都写着阳澄湖大闸蟹，到底阳澄湖能产多少蟹？一位行业专家帮消费者算清了这笔账：真正来自阳澄湖湖区的大闸蟹，市场每年的销售额仅为3亿元左右，但2019年全渠道打着阳澄湖大闸蟹招牌卖出去的螃蟹则高达300亿元。大量产区缺乏自己的品牌，被中间商收购后冒充阳澄湖大闸蟹销售给消费者。这对绝大多数的非阳澄湖蟹来说，并非好事，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在传统模式里，大闸蟹产业走入了系统困局。“还不如当初一直做木匠。”这是陈建禄的烦恼。所以，当独生女陈芸提出要回家卖螃蟹的时候，陈建禄坚决反对。

    年轻的蟹农们最终都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陈建禄惨败的同一年，戚银在大闸蟹市场证明了自己。因为在网上买水果体验不错，而且老公魏华瀚家里有2000亩蟹塘，戚银和老公决定入驻某电商，成为平台第一批大闸蟹商家。减掉中间商，收购价就是销售价，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两口子的收益也提高了。第二年，仅卖兴化大闸蟹，他们店铺的销售额就达到近千万元。

    固城湖边上长大的陈芸也需要证明自己。最终陈建禄执拗不过，勉强同意，但提出附加条件：回来可以，但不给钱，自己想办法开展经营。

    陈芸并没有就此退缩。在她看来，拼单的方式有助于聚集原本分散的消费者需求，对于品牌不如阳澄湖的固城湖大闸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只要做好性价比高的源头好蟹，消费者也愿意尝试和复购。9月19日上午，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大闸蟹正式开捕。陈芸在此捞出了自己的第一网大闸蟹，一个星期前，她的网店刚刚审核通过。

    （《经济参考报》9.24 张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