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缓与急

    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如果从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和袁复礼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调查和考古发掘算起，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但关于夏文化的田野考古和理论建构远未完成。

    20世纪50年代末，当夏文化问题探索刚着手的时候，考古学家夏鼐就曾指出，应该审慎地对待“古史传说”资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一些人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文化问题已经解决。夏鼐明确指出，“夏文化”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时期、地区和族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考古已经证明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联系、一脉相承。

    很多人觉得既然关于夏文化既没有多少文献记载，也没有出土自证的文字资料，考古似乎短期内也改变不了什么，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性不能随意排除。比如两周，文献记载周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在各诸侯国没有文字材料出土之前，大家选择相信这些诸侯国的存在，并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进行了积极的考古，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有多个文献记载或者文献未载的诸侯国都被陆续确定下来，也证明了考古的结论基本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有时，考古信息第一时间便能传遍世界，很快被各种文章和书籍作为最新资料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某一项考古的收获，如果要形成观点甚至变成共识，乃至最后写入历史教科书中，则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

    （《人民日报》9.14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