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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次的创伤曾由他抚慰……”这是傅雷1946年翻译出版《贝多芬传》时写在序里的一段话。这部罗曼·罗兰作品的中文译本当年由上海的骆驼书局发行，之后多次重版，引起轰动。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在世时没有记录曾来过上海。那么，他的音乐是何时“登陆”上海的呢？
一
创办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1861年12月28日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罗比奥先生的第二场音乐会”的报道，这可能是贝多芬的音乐“登陆”上海演出的“001号记录”。
记者写道：“在1861年12月26日，来上海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手阿高斯逖瑙·罗比奥和上海当地爱乐者一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听众很多，音乐会以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三重奏》开始，罗比奥演奏小提琴，寓居上海的两位业余乐手分别演奏大提琴和中提琴。”
到了1870年代，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外侨乐手来沪，促使各类业余音乐协会相继建立，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有了更多机会在上海演出。
二
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史教篇》的文章，宣传“科学救国”，其中将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拉斐尔等文学家、画家并列。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另一本是《近世十大音乐家》，这两本书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另外，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悲多汶”也就是贝多芬。此书作者R.H.夏弗莱，翻译彭雅萝，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到，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因为不自由的痛苦，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
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而在中文译本中，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傅雷曾写信致罗曼·罗兰：“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就讲，贝多芬的精神是“力”，这里所说的“力”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到了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亟待崛起之时，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贝多芬的这种“力”。1927年5月29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三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1981年4月1日、2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珠联璧合”，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一般场场爆满。
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当时在上海音乐厅售票处，人们排着长队，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
笔者购得一份当年的节目单，只见封面印着火红的贝多芬侧面像，仿佛置身火山岩浆之间。节目单中有贝多芬年表以及杨民望撰写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详细介绍。关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介绍，紧扣一个关键词：英雄。节目单的扉页上则摘录了贝多芬的一些话语，比如：音乐应使人们的精神爆出火花；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以鞭策那些胆怯的人。当然还有那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播最广的——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许它毁灭我！
而与这场音乐盛会“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件，是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一书的出版。作者从整个文化语境来审视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该书的出版与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重建心灵家园的文化需求正相适应，因此一时之间广受热捧，好评如潮。
（《解放日报》9.11 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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