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绝代孕并非易事

    一篇暗访报道，把代孕这个“隐秘的角落”再次拉入公众视野。报道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但是，这些规章并不适合管理个人和中介机构。同时，渴望养育孩子的巨大市场需求也推动着地下代孕产业走向“繁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15%，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

    面对如此巨大的生育需求，地下代孕乱象固然亟需规制，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一骂了之”。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在审议通过后，删除了“禁止代孕”条款，一度引发公众对“代孕合法化”的猜测。2017年，《人民日报》刊文讨论“代孕是否可放开”，又引起一波讨论“代孕合法化”热潮。去年年底，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开庭审理引发热议。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包括冻卵），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这些充分说明了公众对于代孕、冻卵等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有着复杂的心理，既有渴求和同情的一面，也有担忧和排斥的部分。

    完全禁绝代孕，实际上并非易事。但现在将其合法化，恐怕也为时过早。目前来看，首先国家应该尽快从法律上明确，规范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无法可依的窘境。

    另外，养育孩子并非只有代孕能满足，适度放宽公众领养的条件，健全领养、过继孩子的规定，也是途径之一。孩子是关系到千万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对于人们养育孩子的愿望不应回避，而应在深入研究、理清头绪、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更精细化的规定。

    （光明网 9.9 土土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