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唐代官试判的宗经特征

    陈勤娜在2020年第4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唐代重儒宗经，儒家经义在选才任官的活动中很受重视。判文作为选官的重要文体也不例外。从现存官试判文本来看，考官所出的判目内容很多出自儒家经义，可以说，以儒家经义为判目是官试判的主要范式；考生所做判对是官试判的主体，行文中常引用儒家经义，增加文章的内涵和韵味，引经据典表现为官试判的显著特点；在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时，从名物制度到思想观点，都从经籍古义中寻找文字和理论支持，以儒家经义为依据是官试判的判断标准。无论是判目的取材内容，还是判对的行文和判断标准，唐代官试判都表现出明显的宗经特征。

    科学不能疏离人文之域

    李林、赵云波在2020年第4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说，在科学由知识器物走上一种价值体系的路途中，严复最早系统地将实证主义介绍给当时的国人，他引入的逻辑学、天演哲学等理论和思想，引领了一个时期中国思想的深刻变革。严复既指明了科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价值，也清晰认识到了这种精神价值只是健全人格的一维，需要与人文比翼齐飞；严复大声疾呼救亡必须依赖科学的引入与实践，但也认识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科学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会将科学的误用或科学能力所不及而带来的各种愿望的破灭，都简单归咎到科学自身上，这些都是对科学不正确的认识，对发展科学不利，最终对社会、国家发展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