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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8月25日 星期二

    古DNA“神探”

    《 文摘报 》( 2020年08月25日   05 版)

        她,根据一根小拇指的少量骨粉,参与证明首个通过遗传了解到的未知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存在;

        她,发现冰河时期的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暗色皮肤和棕色眼睛,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欧洲人群形象特征的传统认知;

        她,从距今约4万年的现代人下颌骨中,发现了现代人与灭绝古人类的基因交流证据;

        她,对北京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个体开展核DNA富集实验,获取中国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最古老人类的基因组信息,并获得世界首例早期现代人核DNA;

        她,就是能让灭绝古人类“开口说话”“化成灰也能认出”,被誉为古DNA“神探”的付巧妹,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古DNA实验室主任,从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领衔“中国制造”的古DNA研究团队。

        我们是谁?又从何而来?为回答人类本源这一“千古谜题”,各国科学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答案,比如用考古学、语言学,而付巧妹则选择从遗传学范畴内的古DNA研究角度,在古人类化石中寻找答案。

        古DNA研究,就是利用古人类的DNA来了解当时人群的遗传关系,从而了解当时的人类发生过什么。这项研究除要收集到合适的人骨样本外,还要对古DNA的信息破译,包括提取、排序、重建古DNA的片段、序列比对组装等。有人将这项工作比作面对古人类的法医。付巧妹却认为,两者之间区别甚大,“时间尺度不同,现代法医对遗传学系信息最多追溯至一两百年前,而古DNA研究则可能追溯至数十万年前;要求不同,法医的工作一般都有明确的目的,即‘破案’,而我们的工作属于基础科研,以探索为主。”除此之外,技术上,两者也有非常大的区别。付巧妹必须面对现代法医工作中较少存在的“污染”问题。

        “污染”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骨样本中的有机质也在流逝,DNA片段在“不可逆”地逐渐缩短,直至没有特异性研究价值。这意味着,距离现今过于遥远的恐龙DNA提取,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包括微生物DNA和现代人DNA的“入侵”。因此,要从年代久远的人类残骸或化石上提取DNA难度极大,尤其对于来自中国南方炎热潮湿地区的样本材料,其中人类DNA被高度降解、污染严重,有效提取十分棘手。甚至可以说,现代人轻轻地摸一下样本,就可能带入远超于内源DNA的杂质DNA。

        为尽可能获取内源古DNA,付巧妹团队在研究北京出土的距今约4万年的田园洞人化石过程中,主导开发了一种类似“钓鱼”的古核DNA捕获方法:用现代人DNA做了一个像吸铁石一样的引子,将其中仅占0.03%的人类DNA从大量来自土壤细菌的DNA中吸附、富集并“钓取”出来。这一方法让此前大量无法进行古DNA研究的样本材料重回研究视野,使得大规模开展古人类全基因组研究成为可能。

        今年5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一项关于华夏族群探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付巧妹团队主导,通过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经分化,并在至少8300年前出现融合与交流,且一直以来是基本延续的,没有外来人群的“大换血”,研究还提示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

        继今年5月的研究成果发布后,7月13日,中科院古脊椎所又发布了付巧妹的最新发现:通过古基因组研究最新发现距今约1.1万年的中国南方未知现代人群,相关研究揭示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人群旧石器时期的遗传联系。

        目前,中科院古脊椎所和浙江省考古所开展了浙江地区崧泽——良渚时期人类古DNA的取样和研究,研究人员在人的头骨里,靠近颞骨里边的一个位置钻取了骨粉。将来如果获得古DNA,我们就能知道良渚人和现在的人之间有没有“遗传”关系,包括迁移的动态、族群的源流,都有可能得到解答。

        (《文汇报》8.17 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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