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监狱的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于当地时间8月6日自杀辞世。他曾因抢劫银行入狱，在监狱中开始哲学研究，以《技术与时间》等著作重新讨论了技术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1952年4月1日，斯蒂格勒出生于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伊韦特河畔维勒邦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1969年，斯蒂格勒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在法国电影自由学院学习做导演助理，但他并没有完成学业。因为不喜欢某种体制内的固定职业，所以他一直到处打零工。1972年，斯蒂格勒存下一些钱，买下了一间爵士乐酒吧。这种场所少不了三教九流的人，当然也就成了警察经常盯着的地方。一次，警察为了指证一名常来酒吧的顾客，要求斯蒂格勒出面做证人，被他当场拒绝。于是，警察就找借口查封了斯蒂格勒的店，这也就断了他的生路。一气之下，借着在银行工作的母亲熟悉银行内部情况的优势，斯蒂格勒一连抢劫了三家银行。

    斯蒂格勒说，他是在当囚犯的时候爱上了哲学。一般的人，进了监狱服刑，从心理场境和生存态度上就会陷入崩溃情境和下行状态。斯蒂格勒也有过一个类似的短暂时刻，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了。这种恢复中，就包含着对哲学的向往。在监狱里，他通过函授的方式进入图卢兹大学学习哲学。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是读马拉美的诗，然后收听广播，再开始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西蒙栋等人的哲学文献及进行思考。监狱中的隔世环境倒是一种天然的隔绝，这正好制造了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周围上手世界的断裂。多年以后，斯蒂格勒以《技术与时间》作为博士论文，通过了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的申请。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副标题为“埃庇米修斯的过失”，背景缘起于埃庇米修斯的故事：希腊神话人物埃庇米修斯在负责分配所有生物各有种系属性时，忘记给人类留下一种天生的专长，如鱼能游水，鸟可飞翔等等，人什么都不会。斯蒂格勒认为，也由于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人类才发明了“技术”这一外部义肢。

    在斯蒂格勒看来，今天网络虚拟现实中的义肢性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主体存在本身被义肢化了。我们从智能手机上的微信登录时，主体在场已经不是真的此在在场，而是一个电子化的虚拟主体以网络方式在场，数字化构序存在替代了生命负熵。海德格尔那个“此时”“在这儿”全部被延异化了。康德那个“自然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观点，现在被改写成存在以网络上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的构序形式向我们呈现。斯蒂格勒说，今天的资本正是利用了数字化网络这一新的外部持存中的主体异化，让我们成为新型的无脑儿，受制于金钱和物欲，成为智力上的无产阶级贫困化。

    一方面，斯蒂格勒说，现在我们已经逃脱不了网络信息技术构序起来的令人炫目的资本主义新世界，在数字化的时空综合中，构序个性化的主体性时间流被彻底摧毁了。作为个性化内部结构支撑点的欲望被摧毁了。你以为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拉康曾经讨论过的那个“伪我要”，现在以全新的数字化幻境制造出来。如果你不想与世界隔离，你就得一遍遍地跟着更新电脑和手机中的操作系统，否则你将不能使用你看到听到世界的数字化综合构架。但当你顺从地不断更新时，你则被编码进数字化资本编织的“编程工业的巨流”中，成为任人宰割的用户群体。

    另一方面，如果说早期的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世界贸易，多为明目张胆的强买强卖，再不行就直接武装开道，后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手段则改为温柔的说服技巧。人们为什么会发疯一般地购买那些毫无个性的世俗化、均质化的工业文化产品？比如在奢侈品店中抢购名牌包，永不停息地追逐苹果公司的新产品？斯蒂格勒的答案是，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中的图像和声音的技术与信息技术、电子通信相互结合，在讲述故事时具有了一种极为特殊且前所未有的力量，激发了人们对故事的信仰。人们并不知道，美国式的快餐遍及全世界，看起来，它只是在卖汉堡和炸鸡，但却从孩子们初步开始构序的生活中深深地布展一种“麦当劳化”的讲故事的方式。

    近年来，斯蒂格勒在法国成立的组织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联合研究以及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创新与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机构，研发出不少以合作为主题的软件，这些都是在尝试去探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下的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药性，进而引导一种新的个性化，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我以为，这是斯蒂格勒的激进思想和实践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这一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那种将批判构境仅仅停留在书本和空洞的激愤中的乌托邦憧憬，这是一种对现实革命实践道路的实验和有益探索。

    （《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3期 张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