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影响人类思维和认知

    与一般的灾难不同，瘟疫多是在祥和静谧的氛围中悄悄夺去无数人的生命，人类很少从瘟疫中汲取过真正的教训。

    瘟疫的破坏力最大，社会效应往往最小

    瘟疫代表着一种全方位的认知挑战，人们往往不知道它发生的原因、传播方式、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如何应对等。所以，瘟疫有它的认知独特性。

    在瘟疫期间，现实情形往往一方面是岁月静好，一切如故；另一方面是物是人非，四面楚歌。世界似乎盖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幕，幕后的世界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瘟疫就是因为这种“陌异感”导致人们不知所措、行为和判断的悬置，以及社会机构和正常个人行为机制的瘫痪。瘟疫肆虐的时候，人往往处在一种麻木状态，甚至失去了反应或者感知悲痛的能力。

    彼特拉克曾这样描述黑死病：“后人也许无法相信，我们今天会在风调雨顺、鸟语花香、没有战争、没有天灾人祸、一片平和安详的气氛中十室九空。”瘟疫的陌异性具有一种强烈震撼力，一方面是大量的人莫名其妙地死亡，另一方面是更深层次上的心理震撼。

    从与正义的关系方面看，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往往会加剧社会矛盾，因为受害者更多会是穷人。而这类灾难也会起到一种双面的证明作用：下层民众通过灾难看到更多的社会问题，上层统治者也有理由去反思并尽可能采取适当措施缓和由灾难所暴露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严重自然灾害往往会导致社会变革，或者由此巩固已有统治，或者会导致革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

    而瘟疫则不同，它一般不会直接加剧阶级矛盾。因为，它不会直接涉及大的、全方位的社会正义问题。其中一个关键是，瘟疫的不分等级贵贱，所代表的似乎是一种彻底平等主义的力量。这是瘟疫普遍性所带来的逻辑和自然结果。在瘟疫之中，人们往往看不见谁是敌人，因此也缺乏愤怒，在原则上就限制了瘟疫的社会意义。瘟疫的破坏力可能是自然灾害中最大的，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却往往最小。这也许是瘟疫所特有的一种悖论。

    疫情会造成多重理性倒退

    瘟疫往往会创立新的或壮大已有的宗教崇拜。例如，“天花崇拜”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美洲除外，因为它在历史上没有天花），中国、日本、印度、非洲都有各自的天花神。这种“天花崇拜”与“陌异感”也是有关系的。在瘟疫危机中，人们的不知所措决定了大家基本上靠卡内曼所说的“第一思维系统”去考量世界。根据他的说法，人的思维系统有两个，第一系统是快速、情绪性的思维系统，主要表现为以我为主的前景推理；第二系统是缓慢吃力的理性思维系统，主要表现为抽象逻辑推理，特别是以概率分析为主要特征的非我数理推理。

    由于瘟疫是典型的“无知之幕”。在疫情之中，个人及群体在理性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各种极端的、带有深刻保守主义特征的第一思维机制，即卡内曼所说的“直觉和偏见”会像洪水泛滥般地助长各种危险的疫情推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极短时间内寻找理性的危机处理或者哲学上所说的反思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集体性第一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并充满了各种各样实用主义的陷阱和诱惑。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多重理性倒退和社会悲剧。因为，疫情本身会强化各种已有的社会逻辑和偏见，导致第一机制的畸形扩张和理性遮罩。

    当然，瘟疫的保守主义不是绝对的，当一个文明突然接触到另外一个文明，或者当文明内部已经出现某种范式转移的萌芽的时候，瘟疫却可以在外力作用下导致深刻的价值重估甚至文明更替，而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

    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和它最终取代罗马多神教，就与罗马帝国的瘟疫流行有实质性的因果关联。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即皇帝奥理略(121—180)统率的军队在班师回朝后带来瘟疫流行，加剧了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从亚细亚传来的基督教文明一开始是备受打压的，但在帝国瘟疫的笼罩之下，基督教的救死扶伤、互助和临终关怀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也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在很大意义上导致了基督教的最终胜利和对古罗马多神教的征服。

    同样的情形在16世纪的美洲重演。西班牙殖民者科提斯（1485—1547）只带了几百人的小分队加上无实战意义的火铳就轻易征服了拥有几百万人的印第安文明。他之所以能够征服强大而且尚武的阿兹特克帝国，就是因为欧洲人身上带有天花，而印第安人是没有经历过天花的“处女社群”。当印第安人从欧洲人身上感染天花以后，如秋风扫落叶般地大批死去，而外来的白人却神奇地无一感染。这对当时的印第安人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心理打击，给印第安文明造成了一种不可挽回的创伤——误以为白人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于是，社会迅速从内部瓦解，印第安文明一夜之间崩塌。这种瘟疫心理认知对古代文明的摧毁力是今天难以估量的。

    瘟疫让人明白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

    瘟疫能让人清楚明白什么是说谎、谁在说谎、以何种方式说谎。在旧的叙事结构之中，大家都在冠冕堂皇地说话而并没有人在意。但瘟疫爆发后，因为它是一种“无知之幕”，让人的价值判断、行为习惯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导致各种认知混乱。谎言认知构成这个无知之幕最明显的缺口和漏洞。人们本来熟悉的腔调，却突然变得不合情理，变得“陌异”，于是大家很吃惊。瘟疫成为一面照妖镜。

    因此，当我们在指责别人说谎的时候，也许已经忘记，这些说谎者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并没有变，只是情形变了，语境变了。瘟疫实际上是一种严峻的语义考验，它可以让本来正常的说话者或者说话方式变得可笑。

    比如，基督教权威为什么会在黑死病期间受到损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教廷在危机时刻习惯售卖洗刷费(indulgence)——人们可以付少量的钱来买个像股票一样的东西去洗刷自己的原罪。这种行为在平时也许只是可憎，然而在瘟疫面前，它就变得非常滑稽可笑。这与马基雅维利（1469—1527）所说的“权力或者权威不怕作恶，就怕成为笑柄”的道理不谋而合。

    瘟疫也许不会带来太大的社会变革，但至少它会让人们在某个瞬间明白，真假语境转换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重要意义。

    （《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 朱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