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的煤矿工人

    煤矿工人高德才凌晨5点起床，从首都西郊的门头沟山里出发，倒4趟公交，一路向东66公里，上午9点到达北京东三环的朝阳医院。    

    这天是2020年7月24日，北京局地最高温超过40℃。习惯了山里冬暖夏凉的气候，一进城，高德才被日头晒蔫了。高德才这趟进城，是想找医生开些补肺的药。2019年体检，他被查出职业性煤工尘肺一期，鉴定为七级伤残。    

    这是北京最后的煤矿工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北京的乡镇煤矿逐渐退出生产，仅存的五座国营矿井将在2020年前依次关停。1958年投入生产的大台煤矿，是最后关停的一座，也是高德才所在的矿井。2019年9月停工后，封堵井口、拆除煤仓和运煤通道的收尾工作持续了一年，有媒体称2020年8月底将彻底关闭。

    大部分矿工已陆续离去，一些和高德才一样不愿自谋出路的矿工，被调往内蒙古或宁夏，在京能集团收购的外地煤矿工作。

    巨人离场

    最后一次下大台矿井的情景，如今转行当建筑工人的吴国林还记得清楚。那是2019年9月12日，吴国林像往常一样下井，干满8小时收工，没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隔了两天，又到下井的日子，领导通知，大台煤矿已经全面停工。

    “都知道大台要关，但具体哪天关，领导怕影响生产情绪、出安全事故，等到最后才告诉我们。”吴国林的内部工龄短，也没有职业病和工伤，心想晚走不如早走，没必要等到合同期满。“早两年（合同期）到了的都走了，矿上没有给续的。” 

    吴国林转述矿上领导开职工大会时的发言：“我们大台关停，不是经营不善，不是井下没煤。是因为早几年外国人来北京参观，说别的国家没有在首都挖煤的。”

    这座以当地村庄命名的煤矿，2010年之后就没再大批招工。2014年，大台编制《矿井生产地质报告》称全井田可采、预可采储量5688.1万吨。当年，大台在职员工2100余人，但已比1990年代缩减了一半。    

    这是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北京西山一带的煤田，早在元朝便已是全国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后，京西煤田两次出现办矿高潮。到1990年，这里有北京矿务局（京煤集团前身）管辖的大中型煤矿8个，市属地方国营煤矿2个，乡镇集体、个体煤矿389个。

    多位接受采访的大台矿工都有类似的归因：北京采煤有损国际形象。有的矿工甚至能“演绎”出这一说法的起源——“就是北京办奥运会那一年发现的。”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晓平看来，北京启动无煤化进程的时间比办奥运会至少要早上十年，“可以追溯到1997年陕甘宁天然气进京之前。”从国家着手治理环境污染、改变能源结构开始，北京的燃煤市场就持续萎缩。

    持续多年的努力，在2014年迎来关键转折。2014年2月，中央对北京未来发展重做规划。一个月后，根据首都功能定位需要，北京市正在生产的煤矿停止矿井钻探工作，各矿钻探队陆续撤销。

    2015年，大台岩石段撤销，于凤君被分流到采煤段。“那会儿大家就猜测，大台提上（关停）计划了。已经开出的煤还够采个三四年。”矿工们心知肚明的消息，在2016年得到官宣。五座国营煤矿之一的长沟峪煤矿关停，开启了京西煤矿退出历史舞台的序幕。

    持续为首都贡献光与热的京西煤矿，自新中国成立后共生产煤炭近4亿吨，累计缴税155亿元。如今它的退出，涉及1.5万余名职工的安置。“传统的煤矿工人容易得矽肺、出工伤，国家得照顾，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韩晓平说。

    “近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要求，积极有序推进京西煤矿退出和人员分流安置。”2020年7月31日，京能集团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矿工抉择

    离开，还是留下？在工人们权衡利弊、艰难取舍的过程中，尘肺病是绕不开的考量因素。    

    京西煤矿退出计划中，长沟峪煤矿是第一座。在大台正式关停之前，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京能集团京西煤矿已分流安置8028人，其中过半是解除合同，而内部分流为800人。同时共计发放奖补资金8.26亿元。       

    大台计划关停的消息传播之初，安置政策尚未明确，矿工罗泽余一度听说所有外地矿工“都得卷铺盖走人”，心里忐忑，打电话咨询网上找的劳动纠纷律师。律师告诉他，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企业无故不能辞退。

    罗泽余的心定下来。2007年，他通过四川老家的劳动局招工进入大台煤矿。

    后来矿工们得知，如果不愿意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他们可以在停工后待岗一段时间，再听从企业安排，多数会被派往外地煤矿。    

    “矿上领导还是动员我们‘算账’，说越早解除合同，给的安置费越多。”罗泽余没有听从领导的劝说，坚持留下。他在2019年确诊尘肺病一期，2020年7月底被调往内蒙古。    

    高德才也被调往内蒙古。大台煤矿停工后，他的生活拮据又无聊。采煤挣的是绩效工资，一旦不下井，矿上每个月只给待岗的矿工发一千多元生活费，要求每天签到。大白天无事可做，其他待岗矿工聚众打牌、跳舞打发时间，高德才没这些爱好，只能把请假进城看病当作消遣。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高德才天天盼着上内蒙古。他听说过去以后，有尘肺病的矿工会被安排从事地面工作，虽然收入不如下井的一线工人，但总比现在强。

    停工前夕，高德才所在的生产班一共有12位工人，其余11人都“算账”离开了。大台七百多名一线矿工，高德才估计，留下的占三成左右。其中有多少人患尘肺病不得而知。

    让人怀念的日子

    罗泽余的弟弟罗泽桥，提前做出与哥哥不同的选择。兄弟俩同年进入大台煤矿，几年后，矿上安排罗泽余“农转非”，罗泽桥念着家乡的土地，没有转当地城镇户口。“不转就一直是农民工身份，干不长。”2017年，罗泽桥的合同到期，大台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他没有续约。    

    离职前体检没查出尘肺病，罗泽桥不信。“痰吐出来全是黑的，怎么可能没病？”他自己找医院又检查一遍，结果是尘肺病一期。经过劳动仲裁，罗泽桥离开大台时拿到了工伤补偿。

    罗泽桥谈着一个在北京当月嫂的女友，他不愿离开北京，于是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    

    “都说挖煤危险，我送外卖以后天天在大马路上跑，也没比下井安全。”罗泽桥比较这两份工作，觉得送外卖的优势在于“比矿上自由，想多挣钱就拼命干，想懒散点就多休息”。他不想太累，每日只送半天外卖，歇半天，“毕竟有病根在身上，年纪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确诊尘肺病后，罗泽桥几乎没给自己买过药。可能因为正当壮年，身体扛得住，除了爬楼梯急时容易气喘，他暂时没感觉有太多不适。两年多没下矿井，痰也不黑了。    

    罗泽余的班长李正华在2019年年中解除合同，之后拿到体检结果，确诊尘肺病。“谈不上后悔，早知道（患病）也得‘算账’。”李正华听过罗泽余诉苦，说停工后耗足一整年才确定调去内蒙古。“我有一家人要养活，这一年待不住的。”

    他拿着55万安置费离开北京，在宁波的建筑工地找到活计。“别的还好，就是太晒了。”李正华想念矿井里晒不着太阳。

    在广西建筑工地干活的吴国林，同样在怀念矿井的日子。“（建筑工地）给钱没矿上利落，限制也多，一下雨就不能干。”在他心中，每天都能开工、每月都不拖欠工资的大台煤矿，是世上最好的工作。可惜这份工作已一去不复返了。

    （《南方周末》8.6 谭畅 宋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