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三记

　　音乐课

　　小学教我音乐课的老师姓汪，是个老太太。那时，我们学校有一架脚踏式风琴，每次上音乐课，几个同学把它搬到教室里来。汪老师用脚踩着风琴的踏板，用手弹着风琴的琴键，她先唱一句，再让我们跟着她唱一句。我们摇头晃脑唱歌的样子，比在别的课堂上，更像孩子。

　　小学音乐课上，汪老师教我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印象最深，至今难忘。她教我们，唱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感情。比如唱头一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一定要像真的看见有这么美好的月亮在你面前轻轻飘动；唱“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你眼前一定要出现这样的情景，眼前有这样的画面，唱得才会带有感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唱歌怎么才能带有感情的解释，让我信服，感到新鲜。

　　后来，学校大合唱要参加全区会演，唱的就是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要有一个男声领唱。那时候，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子，虚荣心和自尊心一起膨胀，在全区会演的舞台上，站在合唱队的前面领唱，那得是多么风光啊！我非常想当这个领唱，便厚着脸皮向汪老师请求，汪老师一个劲儿点头，说：好！就由你来领唱！放学后，她让我到她的办公室吃小灶，一边弹风琴，一边辅导我唱这首歌。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白莲花般的月亮出来了。

　　谁想到，最后领唱的不是我，而是同年级另一个班上的男生。从那次大合唱以后，上音乐课，我再没有以前的兴致勃勃。在校园里，见了汪老师，也都远远地躲着走。

    美术课

　　我对美术课感兴趣，是从初中时起。我已经忘记了教美术课的老师姓什么了，她是代课老师，40来岁，不苟言笑，总是很严肃的样子。

　　美术课是副科，大家都不太重视，但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我写过一篇作文《一幅画像》，还曾经在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中获奖，里面写的就是我上数学课画画的事情。可气的是，美术课作业，老师给我判的分最高只是“良”，一次“优”也没有。那时候，少年气盛，争强好胜，也因为每学年评优良奖章，要求期末所有科目评分必须要在“良”以上，所以，我非常想画好，哪怕只是争取得到一个“优”也好。而每次发下作业，看到自己的画上面，老师给我的不是“中”就是“良”，很让我丧气，又很不服气，特别想找老师理论理论。但一想到她那张总是绷着糨糊的脸，就泄了气。  

　　现实残酷，让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没有“优”就没有吧，就希望“良”多一点儿而“中”少一点儿，就念佛了。初一这一年成绩册发下来，我打开一看，美术课一栏，给我的总评分是“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进肚子里了。想想这位美术老师，还是挺善解人意的，起码懂得我的心思。再想想她那一张绷满糨糊的脸，也不觉得那么冷若冰霜了。

    体育课

　　我读大学是1978年，那一年，我31岁。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招生。我们班上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可谓爷爷孙子一锅烩。

　　年纪大，不耽误上各种专业文化课，唯独一门课，让我们头疼，便是体育课。偏偏教我们体育课的张老师，是个上课极其认真严格的老师。

　　我们的体育课很正规，球类、投掷、跳箱跳马、垫上运动、单双杠、中长跑……应有尽有。这些运动项目，对上点儿年纪的人，还真是不那么容易通过。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练习跳箱，一个同学双手按着跳箱一端，使劲儿使大发了，竟然一把把跳箱盖推走，自己整个身子一下子掉进跳箱里面了。另一次练习投手榴弹，一位同学助跑之后，把手榴弹投出去，手榴弹不是向前，而是匪夷所思地在他的身后飞落。上一次跳马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一次可是吓得站在后面等待投手榴弹的同学一片惊叫，如鸟兽散。张老师站在一旁，一句话不说。大概也是哭笑不得。

　　最难忘的是，四年之后我们大学毕业之际，体育课的考试是1500米长跑。张老师对我们很宽容，甭管你跑多慢，只要坚持跑下来，就算成绩合格。那时候，我的同学、后来有名的作家陆星儿正巧要生小孩，没办法参加这次考试。张老师毫不通融，坚持要陆星儿生完孩子回来补考。我们毕业是在夏天，陆星儿回来补课是一个学期之后的寒假了。每一次想到陆星儿独自一个人，顶着寒风，从学院大门口，绕到圆圆寺前街，再顺着宽街跑到棉花胡同，跑到学院大门口，我都会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时独一无二的体育课。

　　当然，也会想起张老师。陆星儿独自一人长跑的时候，他也是独自一人，站在我们学院的大门前，手里掐着计时的秒表，等着陆星儿跑回来。他们一样顶着38年前那个冬天的寒风。

　　（《解放日报》8.6 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