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以前浩渺的文本记录中,“琴棋书画”的措辞非常罕见。直到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美学家李渔才将这四种活动统一,将其明确为“文人四艺”。
不过,在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中,真正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中国明代中期在关于“画”的绘画中所表现的并不是“创作绘画”的场景,而是人们观赏绘画的场景。“琴”“棋”“书”——这些雅好全都是一位士绅会做的事,但到了“画”的情景下,他们消遣的内容变成了观看、欣赏,而这一行为代表了“四艺”中“画”的类别,并且贯穿了表现“画”这一主题的大量作品的始终。
也有潜在的反对意见指出,确实存在一些表现画家创作的明代作品,对此我们也能够提供恰当的解释。在这些作品中,作画的人物要么是专业的肖像画家,要么是扇面画家,因此,这些作品描绘的对象实际上社会地位较低,或者画作只为表现特定的历史场景。明画中从未见过的主题,是明代士绅身着符合其身份的服饰,手持毛笔作画的场景。
在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种现象与一个事实相悖:明代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中都被推崇为“文人艺术家”发展的高峰,当时,像沈周和文徵明这样的艺术实践者享有区域性,乃至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声誉。这些文人学士出于个人的精神表达而作画,并专注于创作,在文化意义上更加重要的山水风景。与文人画家形成对比的是杜堇之流,专业画家的身份让他们能获取酬劳,其创作重心在于人物画,与山水画相比缺少来自精英的敬重。这意味着,专业绘画在当时并未被作为一种高雅艺术而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地位。
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所有类型的绘画在明代更接近手工艺的范畴——后者无疑处在士绅业余理想的全然对立面上,在这种状况下,展示作画的内容可能会被人曲解,因此尽管所有士绅都擅于书法,他们也绝不是人人都可以作画。现代证据显示,并不是人人都认为绘画是一项不言而喻的“纯粹”活动,即便是现在看来无可挑剔的“文人艺术家”文徵明,据说也曾被某些势利的学者斥责为“画匠”。更趋近我们观点的是“观看”而非“创作”,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理解,绘画本身在概念上讲是一种由观者创造和维持的活动,是观看成就了“画”。因此,至少基于图像证据,我们可以停下来反思,明代士绅的四项雅好其实应该分别是:抚琴、下棋、习字和“赏”画。
这或许和一种在当下与日俱增的感觉不谋而合:绘画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主题,虽然它常常和“书法”一起合称“书画”,但仍然能与后者相区别。“琴棋书画”组合中,这些表现赏画的作品本身似乎没有携带它们曾经被人欣赏过的任何痕迹,而只是夸大了它们所描绘的活动的自足性。与中国过去大量地位显赫的绘画作品不同,在这些图像中,文本(泛指写在图画表面的字)缺失的情况是惊人的,但这并不一定会使它们与其他在图像周围、甚至在图像之上覆满了题跋的传统绘画产生较大的差异。
此处我们能够更进一步论证,在明代,纯粹而简单的、完全的“画”是由其中的观者和藏家创造而出的,他们和画家一道,成为了“绘画”这一文化议题的缔造者。
(《谁在看中国画》 [英]柯律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 梁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