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的电影节

　　2002年，吴贻弓在《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书·灯火阑珊》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这是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1993年，我和我的同事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摸索和努力，终于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为这个电影节倾注了我的全部精力。回想起那时候曾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啊！”

　　这些不眠之夜，也被吴贻弓的另一位学生、著名导演江平一一见证。

　　“1993年，我陪他出差赴北京，汇报上海电影节筹备事宜。晚上，我们住在中影的招待所，两人一个标准间。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按级别可以住五星级宾馆，可他不同意，说电影节没钱，省一分是一分。在招待所，我一屁股将他放在床上的眼镜腿给坐折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陪他去中宣部，来不及找地方去修，我就找了一根橡皮筋给缠了一下，他就这么戴着它去见了领导。”

　　申办获批以后，大家拿着每天一元钱的饭贴，一干就是几个月。“广电部批准办节后，电影局就从直属单位里抽调人手，组建一个班子——当时还不叫电影节组委会，叫上海国际电影节秘书处，我是秘书处的副主任。”吕晓明说，“那会儿真的可以说一点经验都没有，大家分工也不细，什么事都要做。我最为难的就是去拉广告——从来没做过，但是电影节经费太紧张，我们唯有想方设法跑各个单位，谈价钱，拉到一些公交车车身广告、路牌广告。”

　　电影节有评奖环节，这评奖起什么名字为好呢？“吴导的意思是名字要带有中国特色，考虑过‘熊猫’，还考虑过‘孙悟空’，又想到过‘金竹’，但始终觉得不够好。”吕晓明说，最终大家集思广益，不如叫金爵吧？“爵是中国特有的饮酒器，吴贻弓听到‘金爵’觉得很好——用电影的美酒欢迎四海来宾，又有海纳百川的意思。”

　　金爵一定，就是27年。但当年相比起名字，吕晓明还有更多的难题要解答，比如说：找片子。“90年代初没有互联网的概念，跟国外的联系也少。我们为了邀请海外影片参展参赛，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各种关系去联系。国际A类电影节之间有排他规定：在这家参赛过就不能去那家参赛，最多只能参展。”让吕晓明觉得遗憾的是，当年电影节选片还不够开放——与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片目未能入选，还有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电影，因少数几个裸露镜头也未能展映。

　　按照电影节章程，每部参展片都允许3~5位主创来到中国上海共襄盛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电影节之余，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有了前所未有的实感。大家原本以为第一届可能很难请到大牌，但居然请到了日本如日中天的大师大岛渚。评委阵容中还有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澳大利亚导演保罗·考克斯、俄罗斯导演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巴西导演赫克托·巴本科，评委会主席则由谢晋导演担任——首届电影节就能有这样的高规格评委，金爵奖的权威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江平记得很清楚，当年寄给各国电影人的不只有邀请函，还有一盒《城南旧事》的录像带。录像带寄过去七八天后，江平收到一张传真，是意大利国宝级女星索菲亚·罗兰发来的，大意是：她看了《城南旧事》，由衷钦佩这位导演先生，决定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罗兰抵沪后，引起影迷轰动。

　　经过不懈的努力，来自亚、非、美、欧、大洋五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影片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部影片参赛，其余影片参展。8天期间，一共放映电影574场，观众人次约20万。还组织了“上海电影回顾展”“谢晋电影精选”“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电影作品展”“日本导演大岛渚电影特映”“巴西制片人L·C·巴雷托电影”和“张艺谋电影一瞥”六个专题展。作为一个初创的国际电影节，第一届就拥有这样的规模，实属罕见。

　　江平记得那历史性的一刻：闭幕式那天，“当吴贻弓和他的伙伴们累得一屁股坐在明星散去的红地毯时，别雷松正式通知吴贻弓：上海国际电影节继柏林、戛纳、威尼斯、蒙特利尔、东京等之后，即将成为世界第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吴贻弓有白头发了”。

　　据考证，第一届电影节市场一共达成10笔影片交易，总额达2000多万元——奥地利电视台购买了大陆影片《启明星》，德国制片人杜尼约克购买了14部大陆美术片，德国杜尔玛公司购买了15部故事片，巴西购买了两部故事片，上海东方电视台购买了四部俄罗斯故事片、一部纪录片，新加坡要求试映《神龙车队》，巴西和澳大利亚欲购《杏花楼三月天》，南方公司希望上映《秋收起义》等。当年正逢电影拷贝统购统销政策有所松动，制片厂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某种程度来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市场交易环节，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一个起点。

　　（《新民周刊》2020年第29期 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