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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因强降雨引发的内涝、山洪等灾害。在古代，长江中下游地段和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治水，管子就曾说：“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这些治水能手里，不乏一些文坛明星。
韩愈：我不上谁上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当时的边远之地潮州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来到潮州不久，他就赶上了一场大洪水。韩愈绝不仅仅在家中发号施令，他还亲力亲为冲在抗洪的第一线。他亲自冒雨出城，实地勘察灾情。经观察他发现潮州北面地势较低，洪水已经有倾泻之势，如果不挡住山洪，一旦从这里涌入城内，后果将不堪设想。回到城内的韩愈马上下发了全城总动员令，要求大家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正当属下们为筑堤的位置头疼不已争论不休时，有小厮来报：韩大人跑了！这个节骨眼逃跑了？可不是吗？韩大人一骑绝尘，直奔城北而去了。随后，急急忙忙跟着赶来的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汪洪泽中，“逃跑”的韩大人正骑着马来来回回蹚水做记号，每到一个记号处，就让随从在那里插上竹竿，标上堤线。不是不确定堤线的最佳位置吗？那就下水测呗，毕竟，实践出真知。
所有人都被韩愈的“官场哲学”折服了，不等他下令按竿标筑堤，闻讯前来的百姓们就行动起来了。很快，城北就变成了一座“竹竿山”，最终大堤赶在洪水进一步肆虐前筑成，潮州顺利度过了此次水灾。为了传颂韩愈的事迹，北山被命名为“竹竿山”，“韩文公走马牵山”更成为一桩美谈。后来，当地的韩文公祠立有一碑，上书“功不在禹下”，可见其治水的功绩与地位。
范仲淹：疏导为主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州。早在上任之前，范仲淹就了解到当时苏州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是水害。苏州所在的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想而知。据记载，就在范仲淹去苏州的前一年，当地发大水，持续的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洪灾导致大片农田被淹，灾民超过10万户。
范仲淹上任的时候正好赶上太湖汛期，顾不上寒暄，也没时间熟悉环境，范大人的“第一把火”就直指水患。眼看着洪水“沦稼穑，坏室庐”，范仲淹“观民患，不忍自安”，经过实地考察，又遍访农村精于水道中人，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
具体说来，一是修围，以工代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二是浚河，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奚浦等吴淞江的支流；三是置闸，在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
之后，朝廷又调范仲淹去别处做官，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水利建设。然而，“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却成了宋以后历代治理吴淞江水旱灾害的准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
苏轼：过家不入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末的一天，徐州也迎来了一位新官上任——大名鼎鼎的苏轼来了。苏轼屁股还没坐稳，上天就送来了一份“大礼”——一次载于史册的大水灾。
这年黄河流域降水异常地多，洪水一路南下，七月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此时，三百多公里外的徐州城还一片宁静。六天后，洪水抵于徐州城下。
苏轼知道，徐州地势东、西、北三面都有大山，一旦洪水穿城墙而入，整个徐州城将成为一座水下之城。苏轼一边命人堵住城内通往城外的六个“水窗”，一边下令城中百姓从城内取土，不断加高城墙。然而，城中原有的十五处取土大坑，“皆与外水相应”，坑内“皆积水，无所取土”。
苏轼召集城中人商议，有一位老人的一番话，给了苏轼希望。原来，老人想到约60年前，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徐州城暴发特大洪水，当地知州在城内修筑了两条防水堤，成功护住了城。苏轼当机立断，“起急夫五千人”，在原先的遗址上重新筑堤。他还亲赴徐州禁军驻地，恳请禁军参与抗灾，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组织全城军民紧锣密鼓在城墙之内修筑长堤；另一边，他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墙的冲击，这样就在短时间内建成了内外两道防线。埋头修堤的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城墙附近多了一座新搭的茅草屋，原来苏大人将家搬到了施工前线，日夜巡视，“过家不入”。
而这时，全长984丈、高1丈、宽2丈的防水堤也奇迹般地修筑完成。第二天，“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洪水最终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遇到新修的防水堤，被拒之墙外。
(《北京青年报》8.4 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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