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华人文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应该崇尚和张扬古典的、传统的企业家精神，竭力做纯粹的生意人，与此同时，也必须对以下企业家精神的暗疮保持警觉与警戒:

    之一：雄心壮志与贪得无厌

    一流的企业家无不怀有强烈的企图心，高涨的欲望与旺盛的精力似乎是他们的天赋特性。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奋斗奋斗奋斗，摆脱了物质的饥渴，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豪，甚至成为财富金字塔顶端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稀有物群”之后，他们却活得不快乐。

    我们周围有一批这样活得不开心的富人，财富积攒得越多他们越不快乐——这几年，不止一位企业家向我吐露过这样的苦恼。

    雄心壮志当然是好的，但雄心壮志和贪得无厌往往只有一墙之隔。我在多个场合向一些企业家朋友推荐两本书：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肯尼斯·霍博和威廉·霍博兄弟俩合著的《清教徒的礼物》。两部相距100年的著作讲的是同一个哲理：财富创造的动机与企业家的价值追求。

    财富不应成为禁锢企业家精神的“铁笼”，相反应是“轻飘飘的斗篷，随时可以将其甩掉”。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有一种“救世的气质”。

    中国企业家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惑也许正在这里：赚钱的意义何在？财富是目的还是工具？我们需要构建中华人文背景下的企业家信仰体系、使命体系与价值观体系。

    之二：一个病态的商业逻辑——先作恶，后从良

    近年，一些怀有一夜暴富心态的创业者，在公开或私人场合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鼓吹类似的观点：野蛮生长，降维打击，唯快至上，垄断为王……

    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有害无害，假货真货，假药真药，假数据真数据，假信息真信息，侵权与否安全与否，都不重要，都可以轻视甚至无视。一切都为业绩的火箭式增长让路，为市场的跑马圈地让路，为一家独大的老大地位让路，为威风八面的独角兽让路，为估值和市值让路。

    有学者私信我：先作恶，后从良，某某公司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不敢苟同。改革开放毕竟已经40多年了，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建设也毕竟有40多年了，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该吿别原始积累期的丛林法则了。

    在一个喧哗、喧闹的时代，企业家最需要的是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极端点说，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不读管理书籍，但不能不读中外历史。读史使人明达而知进退、知荣辱、知行止。越是握有权柄和拥有财富的人群越要有大历史观。

    历史有一条逻辑亘古未变：上升者必有顶点，上升快的，垮下来就更快。

    之三：富不过一代、二代之兴衰律

    我这些年研究组织兴衰律、兴亡律，从美第奇家族，到胡雪岩帝国，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大致都逃不出这样的轨迹：初创时勤劳节俭，清明克己；发展到中期，即所谓繁荣期、成熟期，开始奢华失度，奢靡无算；到了晚期，就是溃烂，刹不住车的从上到下的人性溃烂、文化溃烂、组织溃烂。

    美第奇家族冒险与征服的基因不可谓不强，最终却以最悲绝的下场落幕，渗入其骨髓的浮华、腐化与懈怠是导致大悲剧的根因。而绝大多数的东西方公司并没有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幸运和长寿，毕竟它活了300多年。

    我们的祖先总结得很精辟：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那是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名门望族的盛衰律。而在今天这个竞争高度透明和残酷的信息时代，葆有二代的兴盛恐怕都不易。而事实上，在第一代的身上，我们已经目睹了太多的速成与太多的速朽。

    有学者认为，新教文化与儒家文化虽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体系，但二者有一个共通点：主张劳动是人的天职，崇尚勤奋；同时训导人们要懂得节制、克制。勤劳致富的另一面是节俭。

    之四：“巨婴心态”与机会主义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中国企业家中为数不少者也患上了一种“巨婴心态”的政策依赖症。许多企业家都是半个时政家，几十年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

    的确，也有相当一批企业总是能踏准政策潮变的节拍，抓住诸如房地产、矿产、金融证券、重化工、新能源、大农业、“互联网+”、文化艺术等行业的机会，并获得短期的暴起和急剧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政策驱动的非理性冲动在带来非理性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企业的肥胖症：大而不强，大而虚弱。

    85后、90后的中国青年，在近10年里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走上社会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都市街巷遍地而起的咖啡馆里到处都有青春燃烧的面孔和焦灼兴奋的“赌徒”——几年前最发烧的是P2P与众筹，而今最新潮的是虚拟货币与区块链。

    一次赌徒，一世赌徒。然而，赌场不再有了，也不能再有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组织兴亡律》田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