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他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最近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化名）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新生活。
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时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他们更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有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2019年制造业就业人员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称，“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全球员工总数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目前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工作四年后，一个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外卖员的未来在哪里
转行两个月间，作为外卖新手的苗森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他眼看着外卖站点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可一个人每天接到的单子却越来越少。
苗森了解到，今年新增的骑手队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疫情冲击下，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送外卖，成了现下许多失业和待业青年门槛最低、赚钱最快的临时职业选择。
“人多单子少，根本不够分的。”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他们下班时间来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们全职的就只能靠这个，很多资深外卖员收入也没回到去年的水平。”
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选择将外卖员作为兼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长久工作，短期从业特征明显。
“返乡回流会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专家表示，“快递外卖员的劳动量非常大，职业声望又比较低，加之工作的投诉率高，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体，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是大概率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0期 赵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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