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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8月01日 星期六

    外卖兴盛下的制造业之忧

    《 文摘报 》( 2020年08月01日   01 版)

        长沙市的外卖站点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他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最近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化名)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新生活。

      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时移事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他们更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有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2019年制造业就业人员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称,“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全球员工总数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

      面对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目前一些专业高级技师,市场薪资已经开到了万元以上,依然应者寥寥。

      从事外卖近两年的33岁外卖员陈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他工作四年后,一个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2018年7月,陈斌来北京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间,“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

        外卖员的未来在哪里

      转行两个月间,作为外卖新手的苗森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他眼看着外卖站点的外卖员越来越多,可一个人每天接到的单子却越来越少。

      苗森了解到,今年新增的骑手队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疫情冲击下,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送外卖,成了现下许多失业和待业青年门槛最低、赚钱最快的临时职业选择。

      “人多单子少,根本不够分的。”苗森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他们下班时间来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们全职的就只能靠这个,很多资深外卖员收入也没回到去年的水平。”

      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选择将外卖员作为兼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长久工作,短期从业特征明显。

      “返乡回流会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专家表示,“快递外卖员的劳动量非常大,职业声望又比较低,加之工作的投诉率高,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体,工作一段时间后返乡是大概率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0期 赵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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