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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作比较，一直是你研究的主题，你找出了许多中华文明的特质，并认为这些特质有可能补救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许多文明也都有通过找回自身文明的特质，来应对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而且，中国的许多精神传统在当代年轻人身上已经失落，比如，庞大的社会流动使得我们的社会原子化，家庭、宗族或社区很难再发挥从前的那种功能，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信仰也日趋淡薄。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重新恢复传统的生命力吗？传统精神真的能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吗？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我认为中国群体的一些特质，可以弥补现在个体流动和社会疏离带来的一些问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的群体有着不同层次，从乡党、邻里、家族逐步上升到地区，最后到国家和天下，大家都在这个大群体里面共同存在。分层次的群体，跟国家主义那种笼罩在上面的群体是很不一样的。
二战以前，最大的危机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主义，国家是最有终极、最有权力且最合理的大群体，但这个想法是不完全对的。在一个国家之内，国家也应该要容忍许多不同群体自己结合，必须容忍个体跟群体之间不同层次地互相对应和回报——人从群体里得到庇护、帮助和温暖，再以更多的温暖和好处回馈这个群体。人对群体做到了尊重，也尽了自己的义务，这才是能互相对应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群体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最后归结到内心，人要对自己负责任。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一样，中国文化最有特色的是不以神作为一切智慧、理想和文明的来源。人是自己创造的。人就是天地之中心，有人间的智慧才能让人结合起来。每个人内心的思想和情感，要不断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像磨刀一样，磨得更光亮、更干净。人的内心修养不仅能使自己得到好处，也能从个人辐射到社会其他部分，让别人也因此得到益处，这样个人所属的群体也变好。个人所属的群体好，就会使个人不寂寞、有安慰、有交流，有滋润的营养，这可以解决现在个体化的问题。
还有，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思想总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点站就是理想的实现，就是理想国或乌托邦。中国人不认为如此。中国人认为事物永远有改进的余地，世界在不断变化。
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个是群己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自己不断提升的责任；在自己提升之外，还要帮助他人提升。没人能真正完全独立。不同单位之间彼此互动、拉扯和刺激，都会产生新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人类社会一直在改变提升、寻找进一步协调的来源。这样才使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如同流水一样，不断在流动之中更新和改善。
（《新京报》7.22 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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