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养家糊口多挣钱,父亲徐铭骏32岁时,决定蹬着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参与创建了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为给传统回收行业“赋能”,儿子徐源鸿32岁时,与父亲一起创办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分类”),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做垃圾分类。
“全链条建设,全品类回收,全主体参与”的“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区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前后后投入达8000万元。
一
“回收员骑三轮车上门,将居民装在定制垃圾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贴码,集中到小区服务站,再用封闭式货车运送到分拣中心。”在北京“爱分类”分拣中心,徐源鸿侃侃而谈。
今年35岁的徐源鸿,自嘲是个“废二代”。大学时代,父亲的营生是他的难言之隐。偶有同学问起来,他只应一句“家里是做买卖的”,然后赶紧转换话题。
1991年,父亲徐铭骏从河南信阳老家到北京谋生。短短几年,他从小工做到包工头。当时,很多信阳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一开始,徐铭骏瞧不上这“穷人才干的事”。
可讨生活往往顾不得面子。眼见那些说起来不够体面的老乡,一个个挣得比自己还多。“骑三轮收货,一天卖四五百块钱。”1997年,徐铭骏改行干起了废品回收。
几年后,颇具经商头脑的徐铭骏和几个老乡凑钱,租下北京北五环外东小口地区的大片荒地,建起100多个简陋小院。“我爸成了二房东。把这些院租给收废品的老乡。这个院专门收铜铝,隔壁院专门收塑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等都分门别类。”徐源鸿说。
渐渐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据说,这里全盛时期有3万多人靠此谋生,废品分类回收量占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
徐铭骏也发家致富,成为市场里数一数二的“破烂王”。在他口中,这个“废品王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再生资源集散地”。
二
2015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成为历史。告别“二房东”的安逸日子,徐铭骏在儿子劝说下,决定转型做垃圾分类业务。
父子俩首次实践在北京南城。“别的企业从政府接单后转包给我们。我们雇人带着袖章、拿着钩子,把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分出来。”徐源鸿回忆道。
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躺着挣钱的业务”,高峰时覆盖居民达20万户,但在徐源鸿眼中,不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的垃圾分类,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7年,他和父亲徐铭骏回到昌平区,成立“爱分类”,开始践行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
“爱分类”的运营模式是——公司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引导居民交投垃圾,按各类垃圾的量,给予积分与环保金奖励。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能做到全链条、全品类回收。
全链条是指“爱分类”自购垃圾清运车,自建分拣中心,打通垃圾分类的全部流程——囊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直至再生品交易。
“少一个环节,就做不好垃圾分类。只有打通产业链,向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要效益,企业才能长久。”徐源鸿说“这个行业水很深。就拿废纸来说,你知道可以细分成多少类吗?收回来的废纸什么时候该囤,什么时候该卖?……只有长期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才能明白。”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流水线上十多名工人正飞快地将各品类的垃圾,分拣进不同的铁筐或大塑料袋中。
车间主任孙国珍的丈夫,是一名回收废品的个体户。她指着归置好的玻璃瓶和食品包装袋说:“这些东西只有‘爱分类’才收。我爱人不会要,收了赔钱!”
“个体户只收纸板箱、塑料瓶、易拉罐、报纸等卖得上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谁家有两张光盘、一张体检的X光片,还不够他跑一趟的成本。正常情况下,这些只能当其他垃圾扔掉,最终被填埋或者焚烧。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回收利用,最大程度实现减量。”徐源鸿说。
三
“没有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制,政策再好也没用”如徐源鸿所说,一张光盘没有回收价值,一吨光盘则未必。但要产生规模效益,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有足够多的用户参与,才能回收足量的可回收物。
进入东关南里小区试点之初,“爱分类”公司采取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交投,按量给居民积分奖励的方法,但居民参与度远不如预期。有些上班族早出晚归,常常赶不上投递时间。
2018年5月18日,“爱分类”改变策略,采取上门回收模式。“爱分类”给每位注册用户免费发放“可回收物袋”,专门装可回收物。居民装满一袋后,可通过“爱分类”微信公众号、小程序、400电话等方式,提前一天预约上门回收。
实名制回收员现场称重、贴溯源二维码,并发给居民新的回收袋。居民还能获得0.8元/公斤环保金作为奖励。环保金可以在小区超市、菜店以及“爱分类”网上商城使用。
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只需搞清楚哪些东西能回收,哪些不能回收。家里自备一个厨余垃圾桶,一个其他垃圾桶。大多数时候,不能回收的垃圾,湿垃圾放厨余垃圾桶,干垃圾放其他垃圾桶,就可以了。
“垃圾分类一定要化繁为简。老百姓不参与不行。如果要求太多,搞得大家不愿分也不行。分类太细,老百姓记不住,还会打退堂鼓。”徐源鸿说。
居民简单了,但就企业而言,可回收物分得越精细,后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转化率就越高,可回收物就更能卖上价钱。对此,徐家父子的方案是,居民简单分,再由企业精细分。
别小看从家门口到小区垃圾投放点,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米,自从回收员上门服务,居民参与度高了,收到的东西多了,不当投递少了。
在采访中,徐铭骏提起儿子赞不绝口:“垃圾分类,还得年轻人做。他比我有想法,懂计算机,光靠我肯定做不了。”
(《新华每日电讯》7.13 李坤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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