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的有限理性与制度供给

    决策是政治-行政领域的基本行为。公共决策的质量，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福祉关系重大。长期以来对于决策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不同学科的一个交叉点。决策的基础是“理性”，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关于决策中的理性，有三种代表性理论成为理解决策和制度的基本依据。

    一是“绝对理性”决策理论。基本假设认为，人们在决策上拥有全能全知的智性，具有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运用掌握的知识作出期望价值的选择。决策的限制只在于外在因素。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

    二是贬抑理性的“非理性”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把焦点置于决策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人们随意、随机择取的，决策并不以所谓“理性”为指归。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谈到：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但在实际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他强调公共决策应当克服“唯理智论”的主观见解。

    三是“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是这方面的代表。“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作为生物体不具备全能的知识体系和对于环境变化的全部感知。决策中的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完全理性”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描述。

    这一理论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颠覆了“完全理性”的假设。决策者是在存在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是在“有限理性”下决策。由于人智能的局限，不可能全部搜集到并充分分析处理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

    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环境信息不完整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人们对于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人的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不可能拥有“全知全能”理性体系。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还时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正因如此，人类社会才需要“制度”这个东西。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的设定，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和把握环境的能力，并规范决策行为自身。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存在“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这一基本关系的一个深刻动因。

    （《深圳特区报》7.14 秦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