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应“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

    读书与做学问当然是有关系的，但现在学术界也未免将二者绾合地过于紧密了。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都是从读书中沉潜含玩而来的，其初或无关学术，只是读书而已，而广积细流汇合成河，终究成为学术之大用。 

    民国学人王国维就曾经说，读书就应该“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他早年读前四史，并无任何学术的目的，兴趣也寡淡，但闲来翻翻，还是积累了不少上古史的底蕴。后来他寓居京都，因为罗振玉的关系而接触到甲骨文，他很快就把此前所读之史从记忆中唤出，再加以实证覆勘。他著名的“两考一论”（《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便是当初的“读书不悬目的”而成就后来的“自成目的”。陈寅恪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也是如此。此书引证材料十分丰富，而当时陈寅恪双目失明，已不可能再检读任何书籍，故此书所关涉诸多材料也皆是陈寅恪以前读书积累在心，或沉睡已久，而在撰写此书时被唤醒，并为其所用而已。

    （《中华读书报》7.8 彭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