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抗疫往事

    1956年和1957年，我国连续暴发两场流感。1956年属于A1亚甲型病毒流感，上海疫情高峰出现在6-7月。据1957年3月31日出版的《复旦》校刊报道：“单在隔离病室治疗的就有535人，除造成停课，停止一切集体活动的严重情况外，还用掉营养费5000元，医疗费3000元，损失1762个工作日，而患病者身心所受的痛苦更不待言”。由于患病学生众多，学校专门将大礼堂登辉堂（现名相辉堂）设为隔离病房。 

    1957年的流感更为猛烈，后来被称作“亚洲流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最严重的流感疫情。据研究，这场A2甲型病毒流感的病毒由A1亚甲型病毒经中间型变异而来。《复旦》校刊称，“截至本月30日止，本校已有60多个同学因患流行性感冒被送进隔离病室，因喉咙痒、轻微发烧等病状而到保健科就诊的人数，也超过了150个。” 

    邢醒医生保存着一张小小的三寸照片，9位白衣战士在登辉堂前大草坪上微笑合影。照片背后，标注着“五七年防治流行性感冒”。照片中的9位医护重点服务登辉堂隔离病房。邢醒回忆：“当时人太多了，有传染性。佩琳院（保健科所在地）没有病房，就在大礼堂隔离，设置了床铺，食堂负责送饭。”55级历史系阮国英详述了当年的情形：“隔离病室在二楼的大礼堂内，学校将长条椅撤到一旁，里面安放几十张病床，一排一排，整整齐齐。”阮国英总结说：“像现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只是当时我们说隔离室。” 

    有了前一年的前车之鉴，学校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升级。1957年3月31日校刊中提道，“学校领导除设立隔离病房、进行各种积极措施外，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切勿麻痹大意，大力加强预防工作，注意环境与个人卫生……希望尽量少上或不上热闹公共场所”。到4月13日，校刊称“流行性感冒仍在我校蔓延。据统计，最近两星期来，进登辉堂隔离治疗的，已达八百人次；在保健科门诊处治疗的，也已达三千人次”。 

    控制疫情的全部压力，集中到学校保健科上。保健科李伟民科长虽未出现在1957年的照片上，但他无疑是疫情期间的一线指挥。当时住在隔离病室的学生杨翱卿写到，“有限的白衣战士，不仅要进行比平常忙乱的门诊，隔离病房还要昼夜值班，星期天也毫不例外。”从同期校刊中可以看到，为了应对疫情，李科长花了不少心思，“保健科采取了‘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的特别措施，门诊时间放长，任何时间都可以为病人诊疗，每天都有人通宵值班。为了克服病人多、医务人员不够的困难，市公费医疗办公室也抽调出二位医师来我校支援。”作为为数不多的男士，李科长还自己动手“在休息的时间，亲自为同学搬运床铺、棕绷”。 

    幸运的是，流感虽来势凶猛，但并未在复旦肆虐多久。病情从3月底兴起，到4月13日预计已现峰值，随之迅速消散。到4月27日的校刊中，疫情已悄然无声。 

    复旦“方舱医院”已经过去63年了，漫长的岁月中，这段岁月并未磨灭，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被人记录。  

    李伟民在流感疫情中请舒宗侨等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后来组织了展览记录抗疫过程，展览结束后将照片赠送给相关医护人员。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照片，估计多数来源于此。 

    已故化学系章道道教授，当年是助教，也被隔离在登辉堂。生前她曾告诉丈夫王新民教授，学校很关心患病隔离师生，对他们照顾有加，在当年物资贫乏的情况下，还提供牛奶、鸡蛋，还有油煎的荷包蛋等，以补充营养。

    55级历史系李孔怀（后为国务学院教授）记得历史系有好几个女同学被送到登辉堂隔离，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阮国英。两人在毕业后相恋，携手至今，忆及这段往事令两人开怀。

    王奉荣护士，今年92岁高龄，目前定居美国，和儿子同住。

    王芝芳护士，今年亦92岁，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养老院中，腿脚尚便利，爱吃零食，保持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每位访客她都拉着合影留念。

    邢醒医生，今年89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现仍住在复旦宿舍区。63年前的往事，在她清晰的回忆中、在后辈师生的探访中悠悠地记录下来。 

    （《新民周刊》2020年第20期 周桂发 詹歆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