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书，是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而中国书店的旧书店更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追忆起少年时光，北京隆福寺的中国书店旧书店，是我从小学起就最喜欢课余逛“泡”之地。长大之后，才知在那里曾邂逅不少当代名人，彼时却浑然无知。一次，偶然在书店内遇见了此后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风度翩翩的他亲切而和蔼地询问我：“小鬼，你找什么书呵？”我不知所措地应答了几句，又低头翻阅手中的旧书。直到多次偶遇，渐趋熟悉，他见面便跟我打个招呼。数年后，我才知他与章含之成了恋人。那时候，章含之与我家同属八条胡同居委会。偏巧，十多年前，我的《末代皇弟溥杰传》与章含之追忆红墙往事的自传，一起被评为美国地区十大华文畅销书。这亦是意外的“书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我痴迷于东城、西城等中国书店的旧书店。一次，在中国书店灯市口店淘书，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听到我询问书店服务员:“《续藏书》怎么找不到？”他抬起头，热心地指点我：“小伙子，你找的李贽的《续藏书》在书架顶上，得搬梯子才能够着哪。”
我拱手相谢，且格外留意到这位几次相遇的长者。没过多久，1966年初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北京中学生动员会上，我才惊诧地认出，台上做报告者，正巧是我遇到的那位好心而博学的读书人——手执一柄扇子侃侃而谈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
恰与中国书店有缘的是，八十年代末，我撰写的第一部书《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签名售书仪式竟也在海王村中国书店院内举行。那天上午，不少爱新觉罗后裔来到书店，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为我的“末代皇帝系列”采访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因撰写“末代皇帝系列”，我与溥杰、溥任等“皇室”人物结成忘年之交。当溥杰撰述自传时，苦于史料匮乏，我荐其到中国书店姑且一试。他一拍大腿，“我怎么忘了这茬儿”，即遣四弟溥任骑自行车前去“搜书”，果然大有收获。以致后来溥任退休之后，也在那里购置了旧版《啸亭杂录》《鸿雪因缘图记》等大量参考史料，故而暮年著述颇丰——中国书店功不可没。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书店成立海王村拍卖公司，由老友彭震尧负责筹建。近水楼台，我遂通过正规渠道，先后从拍卖会淘得不少好书。
起初，我从海王村拍卖会上，购得一百多年前英文版《慈禧治下的中国》、德文版《中国》、法文版《光绪》等一系列外国人记述中国晚清历史的书籍，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多年来，我从国外购买并收藏数百部外国人上百年前记述晚清宫廷的外文书籍，包括德龄所撰写的七部记述宫廷生活的英文原著。细忖之，正是从海王村拍卖会上使我受到启发而肇始。
颇具戏剧性的是，“海王村”拍卖民国初年版《慈禧写照记》《清室外记》时，囿于公务在身，我无法亲临现场，只得委托海王村拍卖公司代为竞买。因竞拍激烈，竞价远超我的委托，拍卖结束才知，从美国旧金山通过长途电话竞得的买家是泛太平洋集团公司总裁潘思源先生——一位酷爱中国古籍的藏书家。
我当夜给彭震尧打去电话，甚表遗憾。当他得知我欲购的想法，遂设法与潘思源取得联系，诚恳介绍了他与我是多年老友，购买两书旨在研究晚清史料。当潘思源听后，慨然同意忍痛割爱，居然按照成交价转让给我。于是，这两本书在地球差不多转了一圈之后，来到了我的手里。不久，潘思源再次来京赴海王村，邀我和彭震尧同逛琉璃厂，投桃报李——我即赠其几部“末代皇帝系列”签名本。随后，潘思源又寄来诸如日本图文版《世界地理风俗大系·满洲》等珍贵旧书相赠，与我结下书友之谊。此事被多家媒体报道，称之：两本书缘，一段佳话。
尤其难忘，《我的前半生》未定稿（灰皮）本，居然也在中国书店意外淘得。那是一次参加海王村拍卖会散场时，邂逅故宫博物院版本专家翁连溪，他告诉我，中国书店隆福寺店收藏了一部《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下部，我顿时兴奋至极。缘因我只有此书上部，唯缺下部，便当即赶往隆福寺。
谁知，遍寻整个书店和库房竟无踪影。直至经理发动全店职工翻找，数日后终于找到了《我的前半生》未定稿“灰皮本”下册。至此，《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上下册，珠联璧合。那天当我走出中国书店隆福寺店时，天空零飘碎雪，我内心却是温暖如春，伏身狂嗅淡淡的书香。
偏爱书店古墨香，独守千秋纸上尘。书，绝非仅是一个城市的点缀，而是城市的智慧之光，亦是一个城市的“慧根”。
（《北京晚报》5.27 贾英华）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