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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和四川的一名高中生聊天时，清华大学新闻系学生纪小璐才知道，网课教学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非常普遍。
2002年，网线将成都七中与甘孜州的两所高中相连。10多年过去，这两所网课班试点中学走出了两种模式：康定中学对来自成都七中的资源全面吸收，而泸定中学则有选择地播放网课，同时由本校教师自主授课。
初到甘孜
到了康定中学，调研队成员刘漪漩发现，“这些高一的弟弟妹妹看到我们来了非常兴奋，跑前跑后搬椅子”。
这个毕业于成都七中的女生，是想实地看看网课班的运作模式。她身边的朋友和教师对于网课直播教学褒贬不一，但她觉得，“远端师生的反馈究竟如何，单凭想象，是没有发言权的”。
在团队调研的2019年，康定中学和泸定中学已推行网课班17年。2002年之前，甘孜州各所高中的教育水平相对偏低，而它们的前端成都七中，作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已和至少245所高中的1259个班合作，7.6万多名高中学生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
康定中学网课班的部分学生已考入名校，黄钰洁调研队成员、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王志龙就是其中之一。王志龙还是2018年的甘孜州理科状元。对他来说，“网课上着上着就习惯了，是种平常的教学方式”。
在王志龙参加高考的2018年，康定中学高考上本科线（不含民族加分等）的有288人，其中70人上重点线——上重点线的人数占全州的三分之二。
在康定中学，每个高中年级有16个网课班，文理科班各半，每个班六七十人。这里的教师与成都七中教师同步备课、上课，他们记下学生的疑难问题，在课后补充讲解。
在母校调研时，王志龙想起了熟悉的高中课堂。那时，面对前端教师在屏幕里的提问，他“能回答的都会回答”。在他看来，网课一定是一部分人跟得上、一部分人跟不上。
刘漪漩用“正面、积极向上”形容她对康定中学网课班的整体印象。在她观摩的数学直播课上，前端教师提问时，班上学生会对着屏幕说出答案，遇到照顾远端学生的前端教师，班里的发言会更多。
对于去年暑期的这次调研，刘漪漩已记不清交流的具体内容，但她忘不了一个场景：调研的第二天晚上，康定中学突然停电，教师点上蜡烛，教室里依旧很暗，唯独播放网课的屏幕因有单独供电系统而依然明亮。
另一种声音
告别康定中学后，几乎所有成员都带着对网课班的希望与乐观去往下一所学校——泸定中学。2018年，该校理科网课班的本科上线率达90%。
泸定中学每个年级有文理科网课直播班各1个，每个班四五十人。但直播班的部分教师会自主授课。
调研队成员张敏对这种授课方式并不陌生。她来自四川宜宾，高中时上了3年网课班。在她的高中母校，“（上网课）以本校安排为主，如果有运动会就把网课停下，有时间再补；有的网课太难了，老师也会把网课停下来，自己讲”。
调研过程中，张敏注意到，在直播上课时，有时因为网络延时，远端同学不知道前端上课用的是什么材料。
在泸定中学，调研队成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很无奈，甚至有些沮丧，但同样真实”。不少成员也是在看到泸定中学的状况后，转而对康定中学的网课班推行情况有所思考。在龙程一看来，泸定中学的教师对网课有自己的认识，面对前端传来的不同网课，采取更灵活的接受方式。
在结束整个调研、了解到不同学校的态度与做法后，成员们发现：如果不去泸定中学了解生源、沟通延时等现实因素，这次调研可能会失去很多意义。
他们开始反思网课直播模式，并在调研答辩时留下了这样的追问：网课班作为一种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技术，是缩小还是放大了原有的差异？
收获与反思
辗转两所学校，张敏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这两所学校不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学习资料，都和她的高中母校相差不大。
在调研之前，张敏对网课班的态度不太积极，她认为个人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果完全跟着网课走，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肯定不行”。读高中时，她会抱怨网课班放假少、作业又多又难，前端和远端教师也常常沟通不畅。
这次成为旁观者，张敏的看法却发生了变化。
无论在康定中学还是泸定中学，教师都展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老师就像跷跷板下沉的那一方，而同学们就像被翘起的一端”。
张敏也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时她努力学习的部分动力来源于老师，“他们对学校课堂的付出甚至超越家庭，每个学生都是他们的宝贝”。
她开始反思自己对网课的偏见，“正如几位班主任提到的，网课让学生实现的是向上分化，网课（模式）也一直在完善”。
袁亦朗则在调研后思考：“既然甘孜州可以推行网课教学，并且覆盖小学、初中、高中，那么我的家乡能不能也试一试？”她接着到位于湖北利川的家乡调研，村委会表示愿意尝试。
在调研后，龙程一觉得自己判断事物的天平又多了个砝码。他随后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暑校交流，在异国的课堂上，他与教授讨论起那些山区学生。在龙程一看来，网课班开启了一扇窗，呈现另一种可能，“当地学生透过这扇窗，不只是学习知识，还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
(《中国青年报》5.22 朱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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