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中医武汉抗疫记

    2月初，武汉招募个体中医志愿者的公告在业内流传：“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组织部授权苏州天熠新瑞中医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慈善中医之家，招募具有资质的5名医生和15名护理人员组成医疗队，进驻武汉市第七医院特设病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因为这道征集令，一群天南海北的个体中医聚集到了武汉。1个多月里，他们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建立的纯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病区，收治了60多位患者。“这不是一次冒险实验，而是一次让有能力的‘体制外’中医接触真实病例的机会。”亲历了这场民间行动的北京中医李中正说。

    去武汉的高铁上，郑安家碰到了外省支援武汉的一批“正规军”，虽是同行，但他没好意思上前搭话，总觉得不够自信。实际上郑安家已经从医十几年了，去年夏天也考取了中医的主治医师资格证，在老病人圈子里口碑很不错。

    在病区，病房布置十分仓促，比如患者床前来不及挂上个人信息卡，医生们只好找来白纸，写上患者个人信息贴在瓷砖上。最缺的还是口服中药材，一般医院中医药房里常备的中药有上百种，而这个病区最初只有几十种药材。病区物资最紧张时，进病房的医生只能拿垃圾袋代替鞋套。而病区刚建成时只有2名护士，不少医生要顶护士的班。

    入住病区的每一位患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告知他在住院期间将接受纯中医治疗。这让不少患者不安甚至焦躁。

    “其实患者在意的并不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在意的是疗效。”北京中医李中正分析。所以处理这些投诉的最有效办法是在短期内让患者感受到好转。他至今仍记得到达武汉当天，首次查房时患者脸上的表情——他们的眼神都很淡漠，有种不愿表达的悲伤。

    其中有两位在同一病房的重症患者，他们下肢足部的脉象都呈现“浮大数而无力”，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我记得其中一位和我同岁，46岁，是来武汉帮着照看孙子的西北人。他脸上像是涂了一层乌油，闷喘得特别厉害。”李中正说。他给这位患者开起了小灶，每次查房都要重新复核药方，几乎每天的药材配伍都在发生变化……

    3月12日，这位患者已复原大半，在六病区关闭后他转入了新的医院。但是出于对之前治疗手段的信任，患者没有跟着新医院的治疗方案走，继续服用李中正给他开的中药。

    然而，这位患者同病房的病友却成了六病区唯一的死亡病例，有人开始思考是否还要坚持纯中医治疗。

    在病区开设1周后，第一位核酸转阴患者出现了。2月13日，病区里大部分患者出现好转迹象，随后陆续有19位患者出院，病区又接收了16位新患者。个体中医志愿者在七院一炮打响，先后又进驻了青山区的方舱医院和武汉市第九医院的隔离病房。

    中医志愿者们发现，这些病区原本也配有中药。但中医志愿者灵活度更高，在他们治疗方案中，有将近30%患者的药方是量身定制的。到关闭病区前，六病区共收治68位新冠阳性患者，其中1位转入ICU，1位患者死亡，1位患者复阳，转阴率95.6%。

    从武汉回来后，郑安家发现自己最大变化是开药方时敢于“下猛药”了。比如他以前只敢开每服药10克以内的附片（一味温补脾肾的中药），但现在他能从容开出3倍量的药材。“只要是对症下药就可以了，以前总是畏首畏尾的，患者康复得也慢。”他说。

    这趟武汉之行，让郑安家觉得最安慰的，是他离开的前几天，院方为他办下了工号牌，他在电脑系统里也有了下单开处方的权限。

    “就像是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郑安家说，他记得，结束任务后，武汉还没解封，买不到回上海的车票，最后辗转到周边城市才坐上高铁。二等座已售空，他咬牙买下了商务座，花了1100多元，的确有些奢侈，“这是对你勇气和付出的奖励。”他默念。

    （《解放日报》5.9 杨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