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追踪“新冠”的人

    这里或许是北京最懂“新冠”的地方。

    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两个院落隔一条马路相望。院子里的建筑大多只有四五层，不太打眼。过去三个月，北京每一条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都被第一时间汇集与保存于此：感染者档案、密接者信息、传染源“族谱”乃至境内外各地疫情态势……

    这些信息，是人类堵截新冠病毒的珍贵情报，为北京不断调整的防控策略，提供着技术与数据支撑。

    解码病毒“流窜图”

    “医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龙头拧紧。否则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发病例。”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医师贾蕾这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当传染病袭来，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掌握疾病特征，给出疫情应对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脚步继续侵染人类社会。

    拧紧水龙头是一个小动作，可惜疫情防控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位患者出现，他同时兼具“被感染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是谁传染了他？他又能传染给谁？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着人群中还藏着一位“传播者”；如果找不到后者，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不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传播者”。

    一传十，十传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制，疫情都将以N次方的速度扩散和蔓延。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对病毒“流窜图”的解码。

    每一份流调报告，包含庞大的数据，从患者确诊隔离往前，一直追溯到发病前14天，每个小时在哪里、做什么、见了哪些人，都要收录其中。其中，患者发病时间的判定是难点所在，典型症状未必是首发症状，还有人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肺部出现影像学改变，在判断时，流调人员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开始，流调员问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区，曾有过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流调对患者的记忆力的确有考验，调查中，流调员需要借助其他的线索，或者掌握一些谈话技巧。”主管医师田祎说。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记忆力不佳，流调员完成首轮调查后，仍觉得不能就此放过线索，于是把电话打进隔离病房，与她继续交谈。在漫长的对话中，流调员试图给她更多的提示，提及当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患者猛地想起来，那天自己的确出过门，并遇到了一位邻居，还和她说了几句话，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找出“密接者”

    在流调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田祎介绍，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疾病潜伏期时，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与不少陌生人发生接触。

    这时，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都成为“破案”的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对密接者的管理，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

    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当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疫情相关情报，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当时，市卫健委着手筹备床位。出于谨慎的考虑，他们想知道如果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单日最大病例数会达到多少。我们基于武汉的数据推测，日最大新增量可能达到300，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王小莉说，之后，北京部分定点医院开始准备病区、配备床位，并开始考虑重建小汤山医院。一个月后，小汤山医院启用。

    在宏观层面，数据研判也发挥着作用。3月23日，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数字逐渐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新增病例数降至0。

    “就像一个悖论。当疾控发挥的作用越大，疾病带来的冲击越微弱，公众对这份工作的了解也越少，甚至毫无觉察，但每个‘0’的背后，我们一直都在。这份工作辛苦、默默无闻，但同时也很有价值，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田祎说。

    他们习惯了苦中作乐。闹鼠疫时，田祎的所长在办公室开玩笑，北京一百年都没发生过鼠疫，你们遇上了，应该感到“荣幸”。这回又说，17年前的SARS也没“新冠”严重，你们又遇上了，实在太“荣幸”了。

    话音落地，所有人都翻了个大白眼。

    （《新京报》5.11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