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不是免死金牌

    近日，发生在2018年10月的一起广西男子奸杀10岁女童案再次引发网络热议，凶手从一审被判处死刑，到今年3月因“自首情节”二审被改判死缓，对此被害者家人坚决反对，很多网友也表示难以接受。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此案调卷审查。

    就本案而言，维持还是改判，都不违反刑法规定，但反映了二审法官的立场。维持原判反映的是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改判则凸显了对犯罪人权利的考量。在此意义上说，二审之“生”与一审之“死”判决上的差异，实则是两级法官在量刑立场上的不同。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不仅地位是对立的，而且他们的权利也是相互对抗的，是一种“零和博弈”。任何对犯罪人的同情、对其权利的争取及希望使刑罚更人道的努力，都很容易被视为对被害人及其家人权利的漠视。正所谓“凡是犯罪人有所得，即意味着被害人有所失；支持被害人，即意味着主张严惩犯罪人。”法官的立场影响着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长期以来，由于刑事法理论界对犯罪人权利的过分强调，特别是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法官难免受此影响，选择保障犯罪人权利的立场。

    最高法决定对此案调卷审查，体现出对民意和被害人权利的珍视。未来，进一步依法作出提审或再审的决定，严惩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避免被害人的家人上访甚至复仇。在故意杀人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的免死判决，常常引起被害人家属的不满，进而长期上访甚至私力复仇。10岁孩子被残忍杀害，其家人遭受的是毁灭性打击，他们也很难接受免死的判决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被害人家属的信访甚至闹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常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至于因不满法院免死判决而实施私力复仇的案件更是常见。

    第二，回应严峻恶性犯罪现实的需要。根据相关统计，近些年虽然恶性暴力犯罪趋稳，但极端的强奸杀害未成年人案件还时有发生，民众对此深感不安。我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强化刑法的威慑力，尽可能降低恶性犯罪，而不是急着不适用死刑。

    第三，顺应民意的需要。奸杀10岁女孩案二审改判之后，同情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犯罪人的声音成为舆论主流。民意对被害人亲属予以同情，要求以命抵命体现了民众追求公正的朴素情感，即恶有恶报。正如康德所言，“任何一个人对人民当中的某个个别人所作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的作恶。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

    第四，警醒犯罪人的需要。有些人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了解生命的尊严及意义。在日本著名的福田孝行杀人案中，被害人亲属要求法院判处犯罪人死刑，其给出的理由是：“死刑的意义在于，让一个犯了杀人罪的犯人，诚实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从心里反省自己的误行……无情夺取他人宝贵的生命的确是很残忍的一件事。相对地，这个时候犯人才会真切体会到，他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死刑存在的意义不是报复手段，而是让犯人可以诚实面对自己所犯的恶行。”

    （《新京报》5.11 汪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