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维仁
1967年的5月1日,我们一家四口,是在劳动中愉快度过的。
早上,刚过6点半,老伴儿就把还没拆烟筒的炉子打开,坐上了一大壶水;接着,儿子也穿衣起床,往大洗衣盆里放碱面儿。烧开了水,倒入放了碱面儿的大洗衣盆里,又把三个月攒的一条肥皂拿出来,我们要大拆大洗了。当时,我家只有新旧三床被、三条褥。
先拆儿子的被子。把拆下的被里、被面分别放在两个大盆里,泡上。再拆老伴的被褥,我和女儿合盖一床被子。虽然已经“五一”,但家中的炕头还热热乎乎的。
那时生活不宽裕,每样东西都要精打细算。9岁的儿子,早已学会了过日子的“基础数学”——引被子的白线是要用线票买的。儿子会一根一根地,把被子上拆下的白线整齐捋好,放在阳台上;泡水用的碱面凭副食本供应,洗被面的水里少放点碱,洗被里的水里多放点碱,儿子会自觉把握;为了加快我缝被子的速度,儿子会主动负责帮我“穿针引线”……
那时家里住得紧张,“一间屋子半间炕”,哪还有搁洗衣盆的地方?只好临时占用大杂院的院子了。体重不足百斤的我坐在小板凳上,抓紧时间使劲地洗洗搓搓。
那天,我们一家四口都没顾上吃早饭。上午十点的报钟声刚刚响过,我们已经把三床被里、被面、被头,外加三条褥子,全部洗完了。
被里被面有七八成干了,我便举着儿子穿好的针线,上下忙活开了。纫完一床被子,抱出去晾绳子上继续晒,我再纫第二床。接着,用一盆盆洗过被褥的水把全家人的鞋子都刷洗了……
当我把干净蓬松的被褥一一抱回屋,当老伴儿挑水把空了的水缸再装满,当儿子把刷好的鞋一只只挂在了炉边铁丝上,这一天最主要的劳动基本就完成了。那个满满当当的“五一”,令人难忘!
(《北京晚报》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