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征北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每天公布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量都只是分子，而我们筛查的是分母。核酸检测就是找出病毒、捕获病毒，是患者是否感染新冠病毒最重要的依据。我们是与病毒接触最频繁的人，也是离病毒最近的人。

    1月19日上午，我接到任务，当天晚上就到了武汉。我们在当地华南海鲜市场采样，当时的环境中存在活病毒的风险很高。

    最开始，每个人只有七条咖啡和几根火腿肠。多名战友在武汉过生日，他们把方便面当成长寿面，只有加班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才舍得吃一根。出于安全考虑，酒店没有开中央空调，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

    有一次在宾馆里，因为工作太忙，换下来的衣服很多都没有洗，保洁大姐帮我洗了。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看你们早出晚归，真的很辛苦，你的几件衣服我都用手给搓出来了，晾在那儿。”第二天，我的干劲十足，心里觉得如果不好好干活，真的对不起武汉人民。

    4月18日凌晨，在离武汉前最后一批样本中，我们检测到了核酸阳性样本。凌晨一点钟，当地又送来了同一个地方的样本。我们的队长，病毒病所武桂珍书记立即决定马上检测。

    连夜奋战的同事在等待结果的时候，靠在机器上站着睡着了。大家一直忙到早上七点。实验结果显示阳性，我们马上将检测结果反馈并采取防控措施，尽快把可能的传染链阻断。

    在武汉的每一天，我们没有人问过什么时候是归期。当时单位告诉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实际困难可以提出轮换，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们看着武汉市民从风风火火地置办年货到“封城”，再到三四月再次繁荣起来，一共90多天。

    4月20日，中国疾控中心援助湖北疾控队回北京。包机、武汉市民夹道欢送、三重水门、鲜花、掌声、纪念版机票……这可能是人生中最难得也最高级别的礼遇。

    但在回京前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又要奔赴绥芬河。

    有的同事在4月12日第一批到达，在绥芬河疾控中心空旷的大厅里搭建起一座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达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标准。所有设备在5小时之内完成安装调试，当天下午就正式接收样本、开展检测。

    戴上双层手套、帽子、护目镜、靴套，还要穿上连体防护服，并用胶布将所有缝隙粘合起来，密不透气。

    样本管上的受检者姓名、编号和实验室检测号，要反复核对三次以上，确保正确无误。清点核对非常耗时，但是不能有一点马虎。核酸提取需要大概19分钟，核酸扩增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从样本清点到检测报告，全程最快要3个多小时。我们进了实验室就不能吃东西、喝水，更不能上厕所，一待就是四个小时。

    因为负压实验室在一楼，核酸检测实验室在六楼，往返运送样本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跑20多次。每一个样本管都要消毒，每一步操作也要消毒。一个女同事，累得连酒精喷壶都按不动了，胳膊抬不起来，出来的时候整个胳膊都是颤抖的。

    样本检测就是与时间赛跑，早一分钟找到阳性感染者，就可能减少一连串的病毒传播者。

    战过武汉，再战绥芬河，我们真的南征北战过了。

    （作者为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博士）

    （新华社客户端 4.27 王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