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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在湖北武汉鏖战25天后，张勤生带领的河南医疗队顺利返程。“看见欢迎的横幅和队伍，我的队友们都自觉地唱起了《我的祖国》，没有人组织，就是心底的呐喊。我想，他们跟我一样自豪。”张勤生说，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他知道，自己顺利完成任务，把队友们都安全带回家了。
从2月19日至3月10日，35名医护共收治106个病人，所有患者无一例从轻症转重症；并取得“六个零”（零死亡、零转重症、零感染、零回头、零事故、零投诉）的成绩。
近日，张勤生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特殊经历。
护士用手术刀割掉长发
2月19日晚，医院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特急通知，组建国家第五批中医援鄂医疗队，支援武汉江夏方舱医院。作为医院医务部主任，我责无旁贷。
20日上午10点，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让我带队赴武汉。
下午两点，援鄂名单上的35名队员开始紧急感控知识和穿脱防护服的培训。结束后，大家都在会议室里统一理发，很多男生剃了光头，有的护士直接拿着手术刀割掉长发，没人在乎形象。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诺一定会把35位队员平安带回家，这让我内心感到了隐隐的压力。
80%队员靠安眠药入睡
尽管方舱医院收治的患者都是普通型和轻症，但都是确诊病人，传染性与重症病人是一样的。一个方舱将近400个病人，整个方舱空间又是密闭的，在方舱的传染风险要远高于普通隔离病房，这也是大家进舱紧张的原因。
其实，我们治疗上压力没那么大，我们拥有国家级顶级专家团队——张伯礼院士担任名誉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担任院长。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病人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疗效都比较满意。
最大的困难和压力，首先来自于患者的心理问题。很多患者都是一家感染，很多不在一个医院或者方舱治疗，病人入院后情绪很差。我们每天查房的大量时间是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每天还要带着病人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广场舞等。等病人心情好了，配合治疗了，我们就好管理了。
其次是队员的防护问题。尽管我们出发前对全体队员进行了相关培训，到武汉后又进行了严格培训和考核，但真正进舱后，发现比想象得要困难得多。
每次穿脱防护服加上排队时间大概需要2个小时，加上在舱内工作的6个小时，每次入舱长达8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能大小便。每次出舱衣服都湿透了，年初的武汉很冷，出来后还要全身用酒精喷洒一遍，体质不好真的耐受不住。
最后是队员的饮食和睡眠问题。刚到武汉，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都很紧张，每天只能在进舱前和出舱后吃两顿饭，进舱工作时间长，舱内环境差，休息、饮食不规律，加之紧张，很多队员出现厌食、失眠等问题。我们医疗队80%的队员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在方舱感到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在方舱医院，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王阿姨一家三口都被确诊，丈夫的病情比较严重，在定点医院治疗，而她的儿子在另外一家方舱医院。王阿姨很担心家人的病情，在治疗了两周之后，她的核酸检测仍是阳性，情绪几近崩溃。
队员每天都会找王阿姨聊天，做心理疏导。组织专家组给王阿姨会诊，调整治疗方案，帮她建立起信心。一周之后，王阿姨的病情有了好转。她痊愈离开方舱那天，我们送她一本《武汉一定赢》的书，鼓励她的家人渡过难关。
我们的真诚也感动了病人，拉近了与患者的距离。在方舱医院的一面墙上，我们专门开辟了专栏，鼓励患者将出舱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和最想说的一句话写上去。没想到，很多患者写下了对我们的感激之情。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名誉院长张伯礼院士今年73岁高龄，大年初三临危受命，一直亲临一线。2月16日，由于过度劳累和饮食不规律，引起胆结石胆囊炎复发，他本想保守治疗，但是负责治疗的专家态度很坚决，“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
2月18日，手术时发现，他的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崁顿坏死了。他的儿子张磊也是国家中医第五批天津援鄂医疗队领队。按照惯例要家属签字，张院士却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因为怕影响军心，张院士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公布。
直到3月10号休舱，张院士再次穿着防护服进舱看望病人，这也是他在武汉前线与儿子的唯一一次见面。10分钟时间，张磊说他又瘦了15斤。张院士笑着说：“我把胆留在武汉，更加与武汉人民肝胆相照了。”
（《法治周末》5.7 万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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