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还有“自我”吗

    博尔赫斯的故事《一个问题》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故事的主人翁是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堂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女士。而实际上，堂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博尔赫斯想，如果堂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他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妄想太过鲜明，他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在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堂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他的妄想。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堂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己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正式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宣告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接着，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称为卡波雷托战役，意大利大败，被一路杀到威尼斯门口。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伤兵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然而，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是英雄！他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是虚构的故事。可是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选民、顾客和旁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

    但是，就连新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自我的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保存下来？

    （《未来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出版 林俊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