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在父亲心中

    翻阅父亲留下的相册，一帧全家福照片的夹页中掉出一张发黄的八开草纸，上面用蓝色油墨刻印着《祭母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三日，不孝男重远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显妣胡太夫人之灵曰：呜呼吾母，聪睿强健，抗心希谷。教子持家，毕生辛苦。忆儿少时，滹沱为灾。五谷不登，市价九衰。母持家政，勤俭自励。昕夕纺绩，以维家计。……呜呼哀哉！尚飨。

    祭文中的“不孝男重远”即我的父亲。读着这字字泣血的祭文，我无法抑制泪水。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很严肃的，喜怒不形于色，终日埋头于他的书稿中。在这份祭母文中，我读出了深沉挚痛的情感。

    父亲出生于1892年，出生时家中只有薄田十来亩，生活极苦，滹沱河水年年泛滥，年年冲走家中仅有的薄产。但是，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胡老夫人却一心想让孩子念书。机会来了，乡里办起了新式学堂，指派大户人家必须将孩子送学堂读书，大户人家舍不得娇养的孩子，畏惧这新事物：私塾里一个先生管几个孩子都管不过来，洋学堂里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遂生出一念：雇一个穷人家孩子代替自己的儿子去洋学堂读书，父亲就成了那个小雇读。

    幸耶？不幸？从此父亲就与书结了缘，也与学校结了缘，后来又凭借给人写文书、写对子挣学费读完了高小。为了能够继续深造，1910年父亲考入京师第一师范学堂，那几乎是当时喜读书的穷孩子唯一的选择。那年月的师范院校不仅免学费，还管吃管住管制服，甚至连纸笔墨水都发。1917年，父亲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教了几年中学后回到北师大。又与几位师大同仁一起办起了志成中学，取有志者事竟成之意。父亲以教书所得在北平宣武门内购得一院房产，遂把老母及家小接来北平，早晚承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东北、骚扰天津，父亲痛国势积弱，愤敌寇侵凌，赴欧美考察教育并研究历史。1936年归来，一家人重新团聚，教书、办学、搞研究，过了一段安稳日子。1937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父亲受命组织北师大等三校西迁，无法顾及老母，遂委托兄长将母亲送回老家饶阳。

    1940年，父亲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北省教育厅长，可是当时华北已整个沦陷，河北省政府临时安置在河南洛阳，政府成为流亡政府，在无地盘、无学校、经费极困难的状况下，在洛阳东百余里伊川县白杨镇建立河北省立中学，专收容河北省籍流亡学生，又在洛阳到陕南一路上设立若干流亡学生招待所。父亲终日忙于接收从敌占区逃出的青年学生，在河南洛阳与陕西之间奔波。

    从这篇《祭母文》中可以看出它写于民国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41年，其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而我的家乡河北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前沿。

    父亲自小与娘亲，然而局势动荡，邮路不通，等父亲得到家乡消息时，早已无法见到自己母亲最后一面。不能在母亲膝下承欢，不能亲自送别母亲，成为父亲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为他坚持抗战，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为延续民族文脉坚持办学的恒久动力。

    我出生晚，没有见过奶奶，等见到这张照片，已是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工作的单位将“文革”初期造反派从家中抄去的部分东西归还，包括那本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厚厚的相册。打开那已被撕裂得残破不堪的相册，见到一张老妇人的照片，身穿一件立领大襟皮袄，头戴一顶深色绒帽，很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中的地主婆。看看背面，有父亲追记的“先母遗照”，父亲的先母，是我的奶奶了，但是二十多岁的我却实在看不到这个老妇人与我的联系，或者说，实在不愿承认这个像地主婆的老妇人与我的联系。

    直到退休后再翻这本相册，在一张全家福的夹册后面看到了那篇《祭母文》，于是我又找出那张老妇人的相片细细看：相片上的老人估计快70岁了，却有着明净的额头，聪慧的双眼，嘴唇很薄，但唇周布满纵向的纹路，显示着性格的坚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与这位老太太的联系，不仅是因为我的唇周也出现越来越深的皱纹，更因为60岁的我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再以政治标签认人了。

    读这篇《祭母文》，我相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悲惨境遇，不仅是我们一家的痛，也是中国众多家庭永远的痛。回顾历史，在那些疯狂的年月，世界上有多少人家能独享安逸呢？

    心香一瓣，为祖母，为父亲，也为一切在战争和各种动乱中失去生命的人。每一代的付出，都能成为对后人的启示。为了母亲，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生生不息的人类血脉，愿世界各民族人民携起手来，共筑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网4.7许文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