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微违法免罚”平衡情理法

    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攀枝花市啊喇乡村民何元能在1999年就承包了当地一片荒山，还办理了林权证。他家上下山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物资全靠人背马驮，出行十分不便。2018年，他借债7万元，刚把路扩宽，就被人举报了。

    四川攀枝花市森林公安局认定，其修路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扩建后道路长847米，扩建道路占用林地面积3.17亩，已构成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责令6个月内恢复原状，并处罚款4万多元。

    “要想富先修路”，自己家修路，怎么还修出了巨额的罚款来了呢？何元能认为，“在原有便道上加宽时，便道两旁没有林木，连杂草都很少见……修路不仅出于个人目的，也是为了方便村民和打火队员上山。”的确，村民在修路之前没有得到林业部门的批准，形式是“违法”了。但是，这个事件能用一句“法不容情”来化解抽象的法条和复杂的农村现实之间的矛盾吗？或者说，此案除了由森林公安做出4万元的处罚之外，还有情理法更平衡的解决方法吗？

    关于公众的期待和执法尺度之间落差，之前有很多热议的案件，糖炒栗子自吹“本市最好吃”就算违反《广告法》、火锅店卖拍黄瓜要罚1万元、几个农民工一起搭伙就算“违规开办食堂”……固然，在行政管理日益精细的当下，很多看似没有什么社会危害的事，放在法条底下比一比，就是“板上钉钉”的违法，行政部门“按方抓药”直接做出行政处罚，也是“合法”的，但是，这种执法和公众对公正的期待距离颇大，需要引进“校正的公正”。

    正是认识到一些机械执法带来的效果悖论，这两年，上海、苏州、青岛等地方都推出“轻微违法免罚”机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比如，不少地方将在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用语等轻微违法行为，列入免罚清单，市场监管部门仅需要做出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的应对，这都取得了不错的执法效果。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企业和个人的“违法”，有时也是无心之失。善良的执法，需注意抑制规则被滥用。

    （光明网 4.18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