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援鄂白衣天使造像

    2020年2月2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李舸领队，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柴选，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组成的小分队，坐上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10天后，中国摄影家协会影像中国网主编曹旭加入。

    在医院有两个拍摄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吃饭前的空隙，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再有一个就是从病区出来后进行消杀，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李舸计算过，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但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大量时间都在等待医护人员换班中度过了，一天只能拍30多人。

    刚到武汉那几天，摄影师每天要在医院里“泡”十几个小时，但个人防护装备却很“业余”，浴帽都戴上了，连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待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

    后来小分队转战医疗队驻地拍摄，那里人员比较集中，条件也好些，效率大大提高，陈黎明一天最多拍摄过170多人。

    除了拍摄肖像这一“规定动作”，陈黎明还增加了一个“自选动作”，就是给每名医护人员录制一个小视频，面对镜头回答：疫情结束之后，您最想做什么？或者，您最想对家人说什么？很多次，一听到这个问题，医护人员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有的说“想和爸爸妈妈吃一顿团圆饭”，有的说“拼我刚买的乐高积木”，还有的说“答应儿子的旅行一定要补给他”。有个护士不知说什么好，同伴出主意，你也和宝贝说一句话呗。她说，不能和我说孩子，提起来，我就想哭……

    “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拍摄西安交大二院护士的时候，看到一位护士7岁儿子写给妈妈的信，刘宇忽然泪流满面。这位有着海外战地记者经历的前新华社记者到一边缓了半天，才继续开始工作。

    李舸遇到过一位福建医生，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声痛哭，后来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李舸看见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最后站起身摆着手说了句“对不起”，缓缓走向通道拐弯处。

    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时，摄影师们的手也在颤抖。工作的时候，大家的眼睛经常是湿润的。曹旭记得一次拍摄陕西医疗队时，护士们向他们坦露了心里的无助：传染病最大的伤痛在于，如果一个人最后没有被救回来，他被送进医院的那一刻就是跟家人的永别，所以到最后家人会写一封信，请护士读给临终的病人。很多时候，病人本来已经失去意识了，可是听到读信时还会流下眼泪。

    拍摄工作到底能给医护人员、给武汉人民带来什么？下火车的那一刻起，陈黎明就被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震惊了，在武汉长大的他反复问自己。直到一天天过去，在白衣天使们的脸上找到了来到这里的意义：尽自己最大努力，让镜头前的每一位战士都留下最自信的模样，为这段历史定格下一张张可敬的面孔。

    如今，这些数以万计的“最美”肖像照，正在全国5万多个大屏幕上展示。

    （《中国青年报》4.10 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