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中国医师协会组织武汉、北京、上海以及美国的呼吸科和危重症治疗方面的专家，为一位64岁的新冠肺炎（下称“NCP”）重症患者举行远程会诊。
这只是NCP疫情期间远程医疗的缩影。疫情期间，相关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硬件供应商、相关资本等纷纷跃跃欲试，甚至有观点称，远程医疗正迎来春天。
记者为此采访了我国最早开展网络远程医疗的专家之一，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晁彦公教授。
开展远程医疗的目的
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远程医疗。
晁彦公：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测、遥控技术为依托，充分发挥大医院或专科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优势，对医疗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海岛或舰船上的伤病员进行远距离诊断、治疗和咨询。
远程医疗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医生对病人的远程医疗，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头疼脑热、慢性病患者的简单确诊，用药咨询等。如好大夫在线、微医等。在NCP疫情期间，这有利于减少更多疑似病人或者潜伏期的病人聚集到医院就诊，降低传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还有一种是医生对医生，专家对专家就某一个病人的救治工作展开的。目前比较常见的方式是，被邀请专家在一间办公室，申请方医生在当地医院办公室提供病人信息，双方讨论，实现专家对现场救护人员的救治指导。
但这种坐在办公室进行的远程医疗使得专家无法直接准确获得病人体检信息，尤其对于重症患者，病症瞬息万变，需要随时监测和评估，发现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因此，床旁实时远程医疗呼之欲出，就是说病人在一个装有监护仪、呼吸机、超声等监测仪器以及远程多模态信息系统的病房甚至是急救车里，床旁医生通过电子听诊器、超声、摄像头实现和另一端的专家实时互动，实现所有疾病信息的实时共享，专家通过移动终端随时实施查房指导的远程医疗模式。
记者：开展远程医疗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晁彦公：开展远程医疗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基层，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水平得到提升。顶尖专家通过网络，开展会诊、查房、培训、教育等学术活动，从而提高整个医疗群体的服务水平，远程医疗有负责推广、落地和实施的价值。
比如在面对灾难发生时，像此次NCP疫情，或地震、海啸或战争时，优秀的、顶尖的专家不可能第一时间出现或一直都在现场进行抢救。远程医疗可以减少时空阻隔障碍，让真正优质的医疗资源第一时间在更多地区迅速落地，满足更多需要优质医疗服务人群的诉求。
我国处于普及阶段初期
记者：我国远程医疗发展如何？
晁彦公：我国的远程医疗开始相对较晚，但发展很迅速，其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早期尝试阶段，个例远程会诊咨询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学术研讨阶段，目前已开展了可视电话系统的远程医疗。实业化发展的阶段。1999年底，原卫生部发布了卫办发[1999]第二号文件《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的通知》。这个明确划分医疗责任、让远程会诊咨询有规可循的文件迎来了我国远程医疗发展的首个春天。
2008年远程医疗在抗震救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1月13日，原北京二炮总医院运用“达芬奇”机器人为患者实施了全国首例肝部肿瘤、胆囊和直肠癌切除手术，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远程手术时代。
记者：目前在我国开展远程医疗面临哪些挑战？
晁彦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超声、监护仪、摄像头、呼吸机等所有医疗设备都连上网并实现数据传输和分享。但如果床旁医生说的是汉语方言，而会诊专家说的是英语，那这两者就肯定无法沟通，也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两人都说英语，哪怕水平有高低，可能在远程医疗推广的过程中操作困难也不会这么大。当然，硬件设施（包括传输技术）的匹配跟不上以及社会大众的认知接受度不高也是目前普及远程医疗的一个障碍。
记者：远程医疗普及如何？
晁彦公：真正的床旁可视化远程医疗的普及率并不高。就目前而言，通过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只在少部分县级城市有开展。
从远程医疗初衷来说，其真正的受益者和核心应该是县级城市，甚至于乡镇，农村，因为这些地方才是真正需要通过远程医疗来弥补所缺乏的优质医疗资源。
说实话，一个专家就算一年到头天天在外面跑，顾得过来的地方也有限，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医院，在完成自身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网络给各地同行培训指导，远程查房，那所产生的效应就大多了。
美国重症医学会远程医疗专家共识建议，如果落实远程ICU体系，一个顶尖专家对病人的影响可以增大50-100倍，也就是他可以管50-100张病床。如果再算上通过培训，流程化管理所间接影响到的县乡等基层医生群体，这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G为远程医疗创造更好条件
记者：5G时代即将到来，你认为5G技术对远程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晁彦公：5G技术为远程医疗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原来甚至包括现在进行远程医疗时要实现互动比较难，尤其是实时互动很难。比如进行多地专家同时参与的手术会诊，这需要高清级别的图像显示，无障碍的实时互动。如果是在5G技术支持下，专家之间的互动就可以很好的建立起来。也就是说，5G时代互联网医疗行为的变革，有可能从（医）院外推动院内变革的爆发。
记者：伦理风险对远程医疗的影响如何？
晁彦公：伦理问题毫无疑问是目前远程医疗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因此，真正的远程医疗在国内都还没有大规模开展。所谓人命大于天，远程医疗过程中责任的界定很存在争议。因此，远程医疗要真正走向深水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新京报》3.19 肖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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